中華書局校點本《三國志》兩版異文集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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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中華書局校點本《三國志》,1959年12月初次印行第一版,為當代首部《三國志》標點本,出版以來一直是最通行、影響最深的《三國志》標點本。其第一版至1975年4月共歷6次印刷,1982年7月印行第二版,至2010年共三十多個印次。此本的校點由陳乃乾(1896-1971)擔綱,早期部分印次仍標有「陳乃乾校點」,六十年代印次的一些修訂可能仍出自陳氏之手。

 

中華校點本的出版說明交代了其所據舊本:

「現在最通行的《三國志》刻本有四種:

一、百衲本,據宋紹興、紹熙兩種刻本配合影印;

二、清武英殿刻本,據明北監本校刻(鉛印石印各本都據武英殿本翻印);

三、金陵活字本,據明南監馮夢禎本校印;

四、江南書局刻本,據毛氏汲古閣本校刻。

這四種刻本,除百衲本影印外,其餘三種雖然在重刻時還不免增加了一些錯字,但都經過認真校勘,並改正了原本的不少錯誤。

我們的校點工作,就用這四種通行本互相校對,擇善而從。」

 

但當中有些說法並未得實。武英殿本(殿本、官本)為清代官刻,每卷末附有考證,殿本二十四史是清末民初流傳最廣的舊本,但當時初刻殿本已非常罕有。至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在張元濟主持下,廣蒐善本,輯印成百衲本二十四史,備受推崇。百衲本《三國志》的底本是從日本借來的南宋紹熙刊本,因缺首三卷,以南宋紹興本補配。百衲本其實經過嚴謹的校勘(主要以殿本對校,並以多種舊本參校,理論上其校記網羅殿本與底本間所有異文),並根據校勘結果進行挖改,然而其校記當年未能面世,以致多年以來,不少人跟中華校點本的出版說明一樣,誤會百衲本純屬影印,而百衲本《三國志》亦因而常被人直接稱為「紹興本」、「紹熙本」。

 

筆者知道同治九年金陵書局據汲古閣本校刻《三國志》,世稱「局本」,曾懷疑此即出版說明所謂「江南書局刻本」,亦有學者直接將「局本」列為四種互校本之一。廣義來說,「局本」其實是對清中葉各地官書局所印書籍的簡稱,江南、金陵都是這類官書局。然而,關於金陵書局與江南書局的關係說法紛陳,後又發現光緒十三年江南書局曾據前者重刊,可能這才是真正的「江南書局刻本」,但相信與前者無異。金陵活字本則是金陵書局於同治六年活字排印。

 

學者吳金華又發現中華校點本存在不少金陵活字本獨有的異文(或金陵活字本因襲南監本的異文),推斷所謂四本互校,實際上是以金陵活字本為底本。吳金華是近二十年來《三國志》文本校釋方面首屈一指的專家,曾為岳麓書社校點簡體字本《三國志》,他對中華校點本的評價一直毀多于譽。(據說,中華書局籌備中的新版二十四史,《三國志》的校點工作正是由吳金華擔綱。)

 

校點本雖有校記,但頗為簡略,不錄對校;還有一大弊處,就是自初印之後,新的修改幾乎都不出校記,這從比較兩版校記可知,而印刷錯誤就更加不會公開。中華書局二十四史的出校方法,是在原文中加入圓括弧表示應刪之文,以方括弧表示應增之文,並於書末所附校記交代憑據,出版說明寫道:「讀者如果認為校改不妥當,可以仍照原文讀下去」,這種做法很好,第二版修訂者不出校,不但違背前人理念,更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猜疑。

 

本文專門搜集校點本兩版的排印之誤、未出校之修改、獨沿一本之處。當大家使用校點本時,發現某處別於其他本子,或兩版之間有別,就可以更快了解因由,亦為有志校勘《三國志》的朋友提供參考。

 

 

2

 

本文內容主要根據吳金華之論著整理,筆者亦盡可能重檢舊本,核實無誤。

 

筆者能用到的《三國志》版本如下:

 

中華校點本第一版:可於本地圖書館借得第5、第6次印刷(最後之兩個印次),可惜第5次印刷第一冊的卷六早被撕去,後來整本第一冊(卷一至十三)更被註銷。

 

中華校點本第二版:家藏2000年10月第15次印刷,亦可於圖書館借得第7(首個印次)、第13或更後的印次,但除第7次外其他意義不大。

 

百衲本:筆者以往曾於圖書館借來多種影印本,但初期筆記未有詳細記錄,今多用網上下載之1936年初版。而張元濟之遺稿1999年被整理出版為《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後,我們終可掌握到百衲本何處有挖改,亦可參考到當中大量的版本異文信息。

 

殿本:筆者現在主要使用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二十五史》縮印1916年涵芬樓景印本,一來借閱較為方便,二來錢基博《版本通義》云「獨涵芬樓四部叢刊景印為得武英殿本之真」。以往曾用過被錢基博批評的同文書局二十四史景印本,亦可借得開明書店《二十五史》景印本,但未知其景印自何種殿本。此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亦出於殿本。

 

明天啟六年陳仁錫評本:此為句讀本,筆者使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於網上公開之日本寬文十年翻刻本,缺部分卷次。

 

明崇禎年間毛氏汲古閣十七史刻本(毛本):筆者使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於網上公開之順治十三年補緝本。

 

清同治九年金陵書局刻本(局本):筆者使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於網上公開之藏本。

 

盧弼《三國志集解》:匯輯前代學者校釋考證,1957年面世以來一直是《三國志》最詳注本。其底本一說為毛本,一說為出於毛本之局本。

 

易培基《三國志補注》:其正文部分景印自明代吳琯西爽堂刻印本(稱翻刻北宋本),其中偶有缺葉未知是否自行按底本板式補寫,易注部分景印自其手書遺稿。此書1955年由易氏後人整理,出版於台灣,國內罕見,一直未為學者重視,至九十年代吳金華得香港大學贈以影印本,我們才知其底本與見解皆頗具價值,但一般人仍只能從吳氏引用中知其一二。至2010年左右,《補注》全文終於流傳到互聯網,正式公諸於世。

 

趙幼文《三國志校箋》:2001年出版,趙氏後人據其幾種遺稿整理而成。其正文部分以同治十年成都書局翻刻殿本為底本,但當中存有不少中華校點本第二版之獨有訛文,竊疑其工作本與中華校點本第二版有某種關係。但也有反證,《董卓傳》「州郡各擁兵自衛」,筆者所見之殿本「衛」作「為」,《校箋》雖與校點本同作「衛」,但趙氏有注,可知其底本也作「衛」;《校箋》前言稱趙氏幾種遺稿根據本子有異,作了一番統一工作,這不知是成都翻刻殿本也作「衛」,還是統一工作的問題;《曹爽傳》注引《魏略》「與徐州刺史鄭岐爭屋」、《蔣濟傳》注引曹植《武帝誄》「於穆武皇」,都屬此例。《鮮卑傳》注「渟不流」和《魯肅傳》「但請將軍單刀俱會」,都是可疑之例。

 

惟吳金華認為是中華校點本底本的金陵活字本,及金陵活字本的底本南監本(馮本),至今未能得見。

 

下文所引原文及頁數行數,皆據中華校點本第二版第15次印刷。

 

 

3

 

對吳金華之說,筆者大體上是認同的,但其著述也有個別例子令人非常費解。

 

例如《三國志校詁》附篇《三國志標點本兩版校記》稱,中華校點本目錄中薛綜子薛珝之名誤作「翊」,其後的著作開始指此誤承自金陵活字本,《岳麓本三國志出版說明》更明確指出此誤獨見於金陵活字本,百衲本不誤。然而筆者所見之百衲本及諸舊本幾乎都誤作「翊」,只有局本正為「珝」。筆者不知道百衲本各版是否有差異,但此誤必然由來已久。

 

又如《蜀志三後主傳》注引《諸葛亮集》:「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兩版校記》:「“從”應作“崇”。兩版皆誤。」《校詁外編》:「標點本承用馮本、金陵活字本之「從」,其文可通,其字可疑。」《校詁及外編訂補》:「《校詁》以為是校點本印刷錯誤,經過核實,知此字實沿金陵活字本之誤,說在《外編》。」但據張元濟《三國志校勘記》,宋本(紹熙本)作「崇」,元本(池州路本)、南監本(馮本)、汲古閣本(毛本)、孔校本同;殿本作「從」,北監本同。實則校點本互校本之一的殿本,非但也作「從」,更附有考證指「毛本作“每崇”」。

 

吳金華批評中華校點本,有時更到了借題發揮的地步。例如《略論易氏三國志補注》第三節認為通過易培基《補注》,可以發現不少校點本沿自南監本(馮本)、金陵活字本之誤,以至校點本自身的排印之誤、校勘之失,雖然部分例子涉及易氏之注,但這些錯誤比較其他舊本亦能找出,談不上是《補注》的價值。這些例子收入《中華書局校點本修訂芻議》等文專論即可。

 

吳氏不同的文章,也有著不同的觀點。例如《管寧傳》注「衣弊縕故」的「故」,以及《孫禮傳》「從大司馬曹休征吳於夾石口」的「口」,皆被前人疑為衍字,校點本兩版皆無「故」「口」二字,但吳氏抱住「只要不出校記,我們只能認為是脫字」這種原則(見《中華書局校點本三國志修訂芻議》),視之為排印錯誤。按此原則,其早期著作《校詁》中,《吳主傳》「魏欲遣侍中辛毗……」一例,第一版「欲」作「乃」不出校記,亦可當作印刷錯誤,而《王粲傳》注「鍾繇、王朗等雖名為魏卿相」、《孫策傳》注「孤特邊陲」,「各」「名」、「持」「特」字形相似,就更應歸入第二版印刷錯誤之列。吳氏後期著作中,《三國志斠議》對於第一版未出校記的態度,也和《修訂芻議》等不同(可參考《先主傳》又懼漢阼將湮于地」一例)。

 

因此,本文將各條異文分類,不一定按吳氏之說。如筆者所見與吳氏所述完全相違,則列入備考。

 

筆者非文史學科出身,只是近年讀《三國志》成癡,而性好追根究柢,理清異同,自學了一點點皮毛。如本文有所錯漏,不論大小,務請於本論壇發文指正。

        


香港三國志/黃巾小賊 2015/5/31 下午 09: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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