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韜略》作者:徐兆仁(二)

尋找捷徑:曲直論


在現實社會中,人們很難直達目標,一步登天。個人或集團,在其奮斗的過程中,往往歷盡艱險,最后或有所成。他們始終向著既定目標,堅定不移地一直走到底,然而在實際行動中,則采用迂曲路線。三國時代,各大集團大都有著同一的最高目標,這就不可避免地發生激烈的沖突。這種沖突形成了強大的阻力,使雙方均無法輕易越過,于是,直接的、正面的抗衡,就常常轉化為間接的、側面的、迂回的斗爭。曲直韜略在軍事、政治、外交領域內也就應運而生,并且其內蘊被不斷開拓、充實,成為斗爭中的重要工具。


曲直韜略在三國時代的發展主要側重在四個方面:一是繼承發展古已有之的以迂為直思想,在實踐斗爭中,變換手法。多樣化的戰略戰術,是這個時代對以迂為直思想的貢獻。二是屈伸自如,靈活應變。三是以直為主,以曲為輔。四是曲直互用,晦隱莫測。與以往不同的是,曲直的含義在三國時代有了多層次的內蘊,曲指迂回,曲折,收縮,側面,謙退,隱晦。直指直達,平易,拓展,正面,突進,公開。我們也正是在上述義項的界定內,討論三國時期的曲直韜略。


以迂為直的韜略思想,為人們所習知,而在韜略實踐中,由于韜略家的高超手法,以致常人難以識破。以迂為直的實質,是為達到直接目的,而走間接路線。由于間接路線的隱蔽性,曲折性,故在實施過程中,能避開對象的視野,使對象在毫無覺察的情況下受到打擊,因而受到嚴重的損失。這種損失在開始階段是不知不覺的,到有所覺察時,失敗與危亡的局勢將無法挽回。


以迂為直的思想包含著十分深刻的哲理。老子《道德經》中講到:“將欲歙 (收縮)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換言之,希望達到直接目的,而采用間接手法,間接的、曲折的現象如何與直接的本質相聯系,既能檢驗人們的認識水平,同時反過來又可以為目的而設置常人難以辨認的假象。這兩個方面,三國時代的韜略家們均有獨到的體察和實驗。為了推翻腐朽的東漢王朝,張角花了十年之力,先從思想影響入手,組織民眾,而不是立即倡導暴動,走的是一條十分巧妙的以迂為直路線。東漢朝廷大赦黨人,調動統治階級內部的重要力量,同樣是走間接路線。改刺史為州牧,表面上是制度的改變,其實是權力割讓。劉備示人以仁信,最終目的是為了使更多的民眾擁護自己。曹操不稱帝,是為了子孫的帝王基業更加牢固。此外,諸如曹操處置禰衡,鄧芝出使東吳,劉備、孫權在中原以外創建霸王基業,魏、蜀、吳三國對待少數民族的方針,諸葛亮北伐,司馬懿保持沉默……都不能以表面現象為實質。識者洞若觀火,早作設備;愚者就事論事,缺乏遠見。間接多路線使對象不清楚敵方的真實意圖。三國時期以迂為直的大量韜略實踐成功地打破了施謀客體內在的平衡與穩定,達到預定的目的,其多樣性與復雜性,是以往任何時代難以比擬的。


曲直韜略在三國時代的一個新發展就是突出曲的作用,收放由心,屈伸自如,靈活機動,善于應變。當然,曲是為了直,屈是為了伸。曹操在政治上常處曲勢,對漢獻帝的外表尊祟只表明時機未到,以屈求伸。劉備在個人勢力弱小之時,四處投奔,委屈求全。此外,孫權、諸葛亮、司馬懿等人,均是善用曲術的高手。


三國畢竟是一個激烈動蕩的社會,開辟前途,發展霸業離不開強大的實力,離不開武力的對抗,這就使得曲直韜略中曲與直的地位輕重有了明顯的區分。以直為主,以曲為輔是當時使用曲直韜略的總體特征。只不過在表現形式上,曲直互用,難辨真偽,晦隱莫測,撲朔迷離。如賈詡對董卓部將的指點,對曹操立儲的點撥。曹操對西部軍閥的態度,荀彧對曹操的輔助,棗祇、任峻的屯田之策,杜畿對河東的對策,趙儼對韓、馬舊部的處置,司馬昭對鄧艾、鐘會的使用……其中都有著常人難以覺察的深刻目的。當然。內中秘密為達者所識,后果將是十分嚴重的,一種結局是前功盡棄,一種結局是身敗名裂。


時代風云的詭譎多變,使得個人與集團的目的無法直接實現。而曲直韜略的頻繁應用,也使得情況復雜嚴峻,動輒有咎。整個三國時代,是戰亂、裂變的天下,但又無不趨向一種從局部到整體,從地區到全國的兼并、統一。這是時代和社會發展中曲與直的變化。三國時代中曲直韜略的成功運用,實際上也反映了人們對事物本質的認識。事物運動的辯證法向人們啟示著一種客觀世界的真理,人們一旦認識和掌握了這一真理,并運用于實踐,就會總結出一種新的思維定勢,這種思維定勢打破了以往平鋪直敘的模式,換來了實際行動中的成功。


燒向冰川的天火:分合論


動亂的年代,各種勢力起伏消長,錯綜復雜,分化組合,日新月異。韜略家們運用分合原理,改變形勢,改造社會,在大量的實踐活動中,豐富了分合思想,并進而提煉、總結出不少具體的法則。


所謂分,即分解、分散、分化、瓦解、分裂、分離、切割、分割……實質上,是改變對手的實力、威力、結合力、凝聚力,達到削弱力量、瓦解人心、消磨意志、渙散精神的作用,取得改變性能與狀態,兵不血刃,不戰而勝的最終目的。


三國韜略家們在運用分合原理時,更多地偏重于分的韜略,因為分是將整體分解為部分,這同三國時代競爭激烈,你死我活的特點密切有關。


運用分的韜略,可從實施客體角度,分為三種類型:


一、對待少數民族勢力。三國時代的民族矛盾、民族斗爭仍然存在,有時表現得比較突出。曹操集團的主要對手是匈奴與鮮卑,采用的主要辦法是以夷制夷、分裂切割、親而離之,眾而分之。


公元216年,曹操借機扣留南單于呼廚泉,將南匈奴分為五部,每部設立一名統帥,并派漢人作司馬,加以監督。五部分立,互不統屬,分而治之,以弱其勢,有效地遇制了南匈奴不斷壯大的勢力。


曹丕執政初期,北方的少數民族十分強盛,經常進犯邊境,曹魏政權派遣田豫出任護烏丸校尉一職,牽招、解儁同時任護鮮卑校尉。當時鮮卑族有幾十個部落,田豫設計離間,以挫敗、控制、兼并等手法使各個部落互相攻擊,成為仇敵,從而減弱了來自北部少數民族的壓力。


公元277年,衛瓘用親而離之的韜略,破壞鮮卑各部的聯盟,使日漸強大的鮮卑力量一蹶不振,減輕了對中原王朝的威脅。


劉備死后的蜀漢政權在諸葛亮的主持下,制定了正確的民族政策。在南征中,殺掉叛亂的首惡,而不問脅從,采用攻心之法,分化敵人的意志。最后穩定南中,北上與曹魏爭鋒。


東吳對山越采用分化瓦解的韜略,既平定了叛亂,又征集了兵員,增強了實力,可謂一舉兩得。


二、對待敵對勢力。三國時代的圖強爭霸充滿了腥風血雨,為了有效打擊敵手,必然要運用分的韜略以削弱對方,這使得分的韜略得到廣泛的使用和長足的發展。


朱儁以圍師必闕手法,分散被圍的黃巾軍斗志,將其擊破。王允敏銳地捕獲信息,利用董卓屬將呂布的不滿情緒,實施分化瓦解之術,使呂布殺死董卓,為東漢朝廷除去一大禍害。呂布以步騎不足四千的兵力,承受袁術數萬大軍的進擊,呂布采納陳珪之計,對袁術聯軍實行分離切割之術,致使韓暹、楊奉部下同時倒戈,袁術大將張勛敗逃,所率大軍幾乎全部覆滅。曹操運用各個擊破的策略,攻滅袁譚、袁尚。鄭渾、夏侯淵采用以敵制敵之策,斬殺馬超部將梁云。羊祜死后,杜預對吳國君臣實施離間計,因利間斗,使其自相矛盾,以便取亂侮亡。


三、對待異己勢力。由于形勢發展的實際需要,對異己力量不得不讓其存在下去,但這種存在不是永久性的,一旦機會成熟,必定徹底鏟除。如何利用異己勢力幫助自己渡過難關同時又能加以控制,必要時加以消滅,就成為各個集團頗費心力的問題。對于異己勢力,原則上,韜略家們仍然采用分的稻略。


曹操對于異己力量的態度有兩種:一是保留,因為這樣做,利大于弊;二是鏟除,因為任其發展,尾大不掉,終將形成危害自己的阻力。如攻克雍丘,張超自殺,翦除袁紹的同盟。孫權為了對付曹操,將荊州借給劉備,為敵樹敵。盡管有人提出劉備今后必將為患,宜及早拔除,但孫權迫于當時形勢,不敢輕舉妄動,反而扶助劉備,保留異己力量的存在。


當一派實力還不夠強大,需要更多的力量予以支持時,決策者則采用合的韜略。


所謂合,是指聯合、組合、合并、合力,將部分組合為整體,使分散調整為集中,使離散轉化為聚合,使弱小改變為強大。在三國時代,分多合少,即便為合,也是一種被迫的、不平等的,付出巨大代價的。被合者往往失去未合之前的權力、地位,沒有生命保障,沒有自主權。三國時代的合,是一種形勢使然,決不是所有人都心甘情愿的,這對于主動與被動的雙方,均是如此。


袁紹計奪冀州之時,采用的是遠交近攻之術,這是一種合的韜略。袁紹聯合公孫瓚,讓他攻打冀州,對韓馥造成正面壓力,然后率軍壓向冀州,使韓馥走投無路,同時派出說客進行游說,終于迫使韓馥拱手讓出冀州,但袁紹并不因此感謝公孫瓚,而將下一步的進攻目標對準了公孫瓚。與公孫瓚合的目的是為了自己,一旦達到目的,便兵戎相向。后來,公孫瓚與袁紹打得難解難分時,以和親方式,敵為友,不過這種合是十分短暫的,最后,公孫瓚是在袁紹強大的攻勢下死去的。


曹操精通合的韜略。張繡曾攻殺曹操愛子、猛將,陳琳曾作檄文痛罵曹操,許攸為袁紹謀臣,逃歸曹操,張魯為一方諸侯投降曹操,劉備為天下英雄,受屈時投靠曹操……曹操均能克制私忿,一概接納,封以高官,許以重祿。這不是曹操的寬宏大量,而是曹操為了發展壯大自己的實力,塑造自身良好的形象所使然。一旦陰謀得逞,曹操就會原形畢露,趕盡殺絕,手段殘忍,毫不留情。


遠交近攻、擴大同盟、化敵為友、網羅人才、與眾相得、招降納叛、籠絡人心、裂土分疆……都是合的韜略所演化的具體原則,這些原則在三國時代,得到極廣泛的運用,從而使得三國形勢強弱時易,復雜多變,難以預料。


分化瓦解,合縱連橫,是早在三國時代以前即被運用的韜略。分合即捭闔, “捭闔者,天地之道。”“捭闔者,道之大化。”(《鬼谷子·捭闔第一》)縱橫捭闔原為先秦時代縱橫家韜略心法,且多用于外交,而三國時代,分合韜略的適用范圍則無所不至。


對于分合韜略的經典性論述,除了《鬼谷子》一書比較集中以外,接下來就數《孫子兵法》了。孫子強調“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軍爭篇》)其意是用兵作戰要靠詭詐來取得勝利和成功,要根據有沒有利益,或利益大小而采取行動。要運用兵力的分散和集中營造種種變化。孫子在《虛實篇》中講到,要使我方集中兵力,“我專為一,敵分為十”,只有這樣,以十擊一,以眾擊寡,才能穩操勝券,戰而必勝。這是敵我勢均力敵的狀態下,戰勝敵人的有力措施。


三國時代成功的韜略家們都緊緊把握分合韜略的內在辯證關系,這種內在辯證關系表現為分合的相互依存、相互轉化。


面對黃巾軍強大的攻勢,東漢朝廷的有識之士建議解除黨錮,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共同鎮壓黃巾起義。事實上,東漢統治層內部由分到合的轉變,是農民起義所遇到的最大阻力,正是這一轉變,使得整個統治階級暫時將目標對準起義軍,利用其文韜武略方面的優勢,最后剿滅了這場大起義。


在三國時代的各大集團中,曹操集團是運用分合韜略最成功的一個集團,曹操挾天子而令諸侯,就是同最具潛在的、傳統的、無形的、巨大的皇權勢力聯合的高明韜略,這使曹操在掃蕩群雄,兼并北部中國各大勢力時發揮了意想不到的有力作用。相反,袁紹則對皇權勢力采用分離的韜略,這種表面受益,實際受害的作法,在很大程度上給自己帶來了發展不利的因素。


孫劉之合,有曹操赤壁之敗,形勢鼎足之分。孫劉之分。有蜀漢猇亭之敗,劉備白帝之哀。吳蜀再合,有諸葛亮南中之征,北伐之舉。曹魏南下攻掠,受制于這種聯合;東吳江山之固,得益于這種聯合。


三國時代,分與合的決策,演化成和與戰、強與弱的結局,其中的得失利弊,令人深思。


地獄之門就在腳下:進退論


進不可御,退不可追,是古人追求的行動境界。三國時代,各種勢力犬牙交錯,盤根錯節,對立雙方有時勢均力敵,旗鼓相當,進退維艱,左牽右掛。如果決策者們稍有不慎,陷入絕境,則難以自拔。進退之際,實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地獄之門就在腳下,熊熊烈火尾隨身后。


三國韜略家運用進退韜略,除了遵循“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左傳·宣公十二年》),“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左傳·昭公十五年》)等原則外,還作了大量發揮和積極的探索。


首先,在進與退的取向上,總結了不少有益的原則。決定進的根據是利、機、虛、需。見利而進,已成為當時十分明確的共識。東漢王朝的崩潰已成定局之際,各路英雄豪杰見有利可圖,奮起而進。東吳在曹操大軍逼近的情況下,大臣求和.君主狐疑,孫權經智囊們點悟,終于明白事理,見利而進,取得了赤壁之戰的勝利。至于袁紹不乘曹操東襲劉備之際發兵南下,劉表擁兵自重,不乘曹袁官渡之時北上,對于大利視而不見,等到對方騰出手來,則被動挨打,悔之已晚。見機而進,見虛而進,見需而進等原則,都是對以往見可而進的具體推衍。與進的根據—樣,決定退的根據是害、實、強、勁。所謂識時務者為俊杰,知難而退,適可而止,避實就虛,避銳擊惰等均為退的原則。


第二,深入挖掘進與退的內在聯系和辯證關系,發揮退的積極性,以退為進,保持主動。曹操贏得官渡之戰后,袁紹之子袁尚、袁熙統領數千人馬逃奔公孫康。公孫康担心曹操攻擊遼東,怕自己難以抵抗,便收留了袁氏弟兄。后來曹操征服烏丸,逼近遼東。有人建議急攻遼東,以便鏟除隱患,而曹操以退為進,使公孫康殺掉袁氏弟兄。曹操深知“急之則合,緩之則離”的韜略原理,利用征服烏桓的神威和公孫康担心袁氏兄弟將危及自己地位的心理,發揮退的特殊作用,消除對公孫康的壓力,以增加、突出袁氏兄弟久居遼東,鵲巢鴆占的矛盾,移花接木,借刀殺人。如果遇到必須要退的情況,韜略家們并不簡單地作出退卻的決定,而是采用兩種方式。其一是主動退卻。蜀漢建興六年(公元228年)冬,諸葛亮出散關,圍陳倉,曹真率兵相拒,諸葛亮因糧草短缺,主動退兵。其二是以進為退。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孫權北征,派遣陸遜與諸葛瑾攻打襄陽,陸遜讓親信韓扁帶著信件送給孫權,建議退兵。韓扁在返回途中被捕,諸葛瑾担心泄露軍事機密,急催陸遜退兵,而陸遜則不動如山,安閑如常,認為受命防守戰略要地,不能示退,裝出進軍姿勢,然后退兵,表現了高度的韜略素養。


第三,在運動中改變進退的態勢,使敵方猝不及防,陷入被動挨打的狀態。諸如聲東擊西、先縱后擒、欲戰姑和、回馬槍、撒手锏、拖刀計、流星錘……都是以突然的定勢中斷,改變進退,取得奇效的。|Qī|shū|ωǎng|


第四,將進退韜略運用到政治、外交、人生等各個領域,大大強化了進退韜略的使用價值。


第五,將進退韜略納入總體目標的軌道,賦于其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總體意義。進與退的決策,不再被視為孤立的一項指令或措施,而是全局中的局部,整體中的個體。曹操西進,攻擊董卓的倡議,政治上收“兵以義動”、“以順誅逆”的美名;軍事上,“全制其險”,“示天下形勢”,占據主動地位;外交上,聯絡關東聯軍;經濟上,一決而勝,減少軍事費用。只因各派勢力目的不同,曹操的方案未能施行。劉備西進,政治上打著恢復漢王室的旗號,軍事上能占據一方基地。孫權、周瑜的全據長江計劃,西進荊、益方案,亦為全局中之關鍵性一步。至于退的情況,從前述的史實,自可見其總體上的意義了。


三國時代,那些未能遵循進退韜略的原理,妄進盲退,后果是極其嚴重的,例子也是大量的。決定進或退,是走向成敗的關鍵。進有進的軌道,退有退的航程,而一旦進退到軌道與航程中,就不能完全受決策主體的控制了。這些軌道與航程都有其自身固有的運行規律,人們很難加以扭轉,因此,高明的韜略家之所以動靜得宜,進退自如,就在于對這些軌道與航程的了如指掌。賈詡建議張繡進退,與曹操周旋,前敗后勝,張繡困惑,經賈詡指點,才豁然明白。諸葛亮隆中路線經關羽失荊州的挫折,蜀漢的國運,終不能昌盛。只有認清社會歷史的發展趨向,把握事理、物理、哲理、心理,才能真正把握進退韜略。


三國時期那些成功的決策者,總是從長遠的眼光出發,制定進退,進退的最終效果往往與決策者的遠見卓識密切地聯系在一起。何進、董卓、呂布、袁紹、公孫瓚、劉璋、劉表、袁術、李傕、郭汜、袁譚、袁尚、袁熙、公孫康、曹爽、孟達、諸葛恪、孫皓等許許多多將帥君臣,或因軍事識略、或因政治目光、或因外交手腕等方面的缺陷、短視,進退失措,折戟沉舟,身敗名裂,遺笑萬年。相反,那些偉大的韜略家,識力超群,目光如炬,—進一退,往往與整個時代形勢、社會趨向相結合,所以,由弱而強,由寡而眾,由小而大,步步發展,一路輝煌。他們在進退之際,能繞過誤區,避開盲點,將地獄之門留給對手,將熊熊烈焰燒向敵方。


生死存亡的分水嶺:利害論


東漢王朝失去對于全國的有效控制之后,群雄競起,逐鹿中原,最后歸結為曹操、劉備、孫權三大集團的鼎足而立,長期對峙。三國的決策者們根據自身的利益,展開了你死我活的斗爭。如何趨利避害,壯大自己,削弱對方,奪取勝利,成了智囊們密切關心的問題。


可以說,三國時代韜略家們的一切行動,都是圍繞利害二字進行。“謀者,所以遠害就利也。”(《吳子兵法·圖國第一》)無利不謀,一切權謀活動,實質上都是謀取利益的活動。文韜武略,是謀求利益的重要手段。在生死存亡、成敗禍福等重大利害關系上,韜略的巨大價值便被凸現出來,嚴峻的政治、軍事、外交斗 爭轉化、上升為韜略水準高下、韜略人才多寡、韜略藝術優劣的斗爭。而韜略家們的一切努力,也始終不離利害問題。他們對利害問題的認識、運用以及為利害轉化所作出的種種方案,經過握有實權的各派人物采納之后。對社會現實產生了重大的作用和深遠的影響。


在紛紜復雜的三國時代,能夠高瞻遠矚、洞若觀火、認識利害、權衡利弊,對于本集團的發展是極為重要的。《孫子兵法》講:“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盡知用兵之利也。”(《作戰篇》)“通于……利者,知用兵矣。”(《九變篇》)


利有大小之分.害有輕重之別。三國時代的韜略家們與一般人相比,他們更多地注重于集團利益、潛在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而后者則關心個人利益、現實利益、眼前利益、局部利益。敵對的集團為了爭取最大的利益,避免任何損失,就加大韜略對抗的力度與強度,將力的拼搏轉化為智的較量,因為智的較量 能最大限度地減少利益的損耗和患害的產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三國時代的韜略家才找到了用武之地,得到各大集團統治者的賞識和器重。這一特點,同時也使三國的形勢變得奇譎險惡,變幻莫測。


在認識利害的層面,三國韜略家們大都具備卓越的目光。


早在東漢朝廷派遣張溫統帥大軍西征時,孫堅即已發現董卓的桀傲不馴,違抗皇命,建議立即誅殺,以免養虎遺患。張溫缺乏見識,優柔寡斷,遷就董卓,不予處理。這是公元185年發生的事。結果到了公元191年,董卓早已大權在握,以張溫與袁術秘密聯合為借口,將張溫在鬧市中用亂棒打死。張溫不識害,故有禍 患。


公元219年,魏諷陰謀襲擊鄴城,但因組織不嚴密,未充分認識到事態的困難程度,結果被同伙告密,而遭誅滅。蜀大將軍費祎遇刺,吳諸葛恪回師被殺,姜維輕動兵革,急功近利等等,均疏于防范,而防范的目的正在于防害、防禍。舉三國韜略凡衷倩外露、輕信別人、結怨樹敵、功高震主、得意忘形、自以為是……都容易造成禍害,帶來災難,費祎遇刺之前,張嶷寫信指出問題,勸戒他加強戒備,費祎不聽,禍殃及身。諸葛恪危難關頭不聽騰胤之諫,輕敵無識,成了孫峻的刀下之鬼。姜維出征不止,譙周作《仇國論》加以譏刺諷諫。只是智囊的意見未被主事者采納,以致災難立至,身敗名裂。


相反,主事者與韜略之士的認識一致,就能趨利避害,前途光明。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行屯田以積軍糧,均是采納謀士之計,奪得了大利,取得了主動。諸葛亮勸劉備注重荊州、益州之地,為蜀國奠下了大基。孫權防患于未然,及時平定東南暴動……都因深知其利,而受其益。


兩利相權從其重,兩害相衡趨其輕。指陳禍福,權衡利弊,往往作為三國韜略家的重大使命。因為這在實質是保證決策的最優效益。決策包含了三個層面的內涵,一是尋找決策機會,二是發現可行方案,三是選擇最優方案。選優是最大限度地趨利避害。韜略家們以其深邃的見解,從利害的兩極比較出發,打動決策者,使決策者根據趨利原則行動,保證決策的正確性。


公元227年,魏明帝大興土木,修建宮室。王朗以“民充兵強,戎寇賓服”為理由,勸諫魏明帝不要在民眾貧困之際進行,以免出現內憂外患的不利局面。與魏明帝相反,吳主于公元247年修繕建業宮時,能注意到百姓疾苦,采用拆運武昌宮磚瓦木材的作法,不加重民眾負担。視民利弊,加以決策。河內郡太守王匡起兵討伐董卓,為了增加自己的威嚴,實施嚴刑重罚,常林以為和是勝利的保障,不講恩德,亡將立至,何有大功,正是這種利害相較,使得王匡改弦更張,有所收斂。牽招奉命出使烏丸,以利害大義曉喻峭王,爭取他在曹操征討袁譚的戰爭中保持中立。


三國時代,韜略家們經常運用利害關系,取得對敵斗爭的主動和勝利。他們依據利益原則,采用以利相誘韜略,使敵人落入圈套,加以打擊。孫策以卑辭重禮說動稱雄于江淮之間的廬江太守劉勛率兵攻打上繚,以上繚富庶相誘,引虎離山。劉曄識破孫策之謀,力阻劉勛。只因劉勛利欲熏心,執迷不悟,終于使孫策得逞,迫使劉勛敗奔曹操。吳將孫布、周魴前后以詐降敗魏王凌、曹休。曹操、傅于、張既、賈逵等均曾以利誘利,因利制權,取得成功、達到目的。諸葛恪采用誘之以利、懾之以害的策略,較好地處理了齊王拒遷問題……都充分體現、靈活運用孫子“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孫子兵法·虛實篇》)的韌略精神。


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非利不動等古訓,已成為三國時代韜略家行動的共識。吳出兵合肥,撓魏不止。滿寵擇利而動,謀拒吳兵。吳視利而動,攻晉夏口。杜預因利間斗,分裂吳國君臣團結。王肅、王基、薛綜采取軍事行動的依據是兵以利動。利益形式的多樣性,決定了三國韜略的復雜性。對利益目標的追求,形成了三國韜略運用的廣泛性。三國集團之間,集團內部的關系經常變化,或好或壞,或戰或和,或敵或友,但制約的力量始終是利益關系、利害關系。這種情形,直如西方世界所闡述的真理:沒有永恒的敵人,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如何以患為利,轉禍為福,成了衡量韜略家的水平高下的一大標志。《孫子兵法》上指出:“智者之慮,必雜于利害。雜于利,而務可信也;雜于害,則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九變篇》)這是說,明智的將帥謀士考慮問題,必同時兼顧到利益與危害兩個方面。充分考慮到有利條件,事業就可得到發展;充分考慮到有害因素,禍患就可以消除。因此,要以危害來使敵國屈服,使其不敢輕舉妄動;要以諸事來使敵國繁勞,使其不得安寧;要以利益來引誘敵國,使其奔走不息。靈活運用利害關系,積極改變利害關系,就成了三國韜略家們殫思竭慮、想方設法的攻關課題。


公元200年,曹操與袁紹對峙于官渡(今河南中牟東)。曹軍兵力相對薄弱,士卒疲憊,后方暴露,根基不穩,在袁紹大軍壓境面前,處境困難,準備退兵。茍彧等謀士在關鍵時刻,指陳禍福,力主對抗,建議出奇制勝,轉患為利。曹操采納智囊們的見解,加強正面防守,乘隙而進,火燒烏巢屯糧,打亂袁軍陣腳,使其軍心動搖。然后曹操乘勢而動,發起全線反擊,擊敗袁軍。此外,杜襲勸阻曹操征討許攸,認為曹操擊許攸是“豺狼當路而狐貍是先”,本末倒置,“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動,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三國志·杜襲傳》),使曹操回心轉意,采用以德報怨之策,厚撫許他,化害為利。公元278年,北方發生水災。杜預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化險為夷,轉禍為福。三國韜略家們的聰明才智不僅表現在對敵斗爭,也充分表現在與天、與大自然搏斗中。


認識利害,運用利害,逆轉利害,是三國韜略實踐的三個層次,也是三國韜略理論上的三種努力,三國時代的個人與集團、三國時代曹、劉、孫三大對抗政權的興衰盛敗,無一不與韜略實踐的三大層次息息相關,無一不與韜略理論的三大努力緊密相連。


踏雪無痕:深淺論


韜略的醞釀、制定、實施、完成,每一個環節,都必須以深密為運行的法則,這是三國韜略家們在血與火的實踐中得出的共識。


早在戰國時代,就有過“事以密成,語以泄敗”(《韓非子·說難》)、“謀泄者,事無功。”(《戰國策·齊策三》)的規箴,但三國時代的智囊謀士,則將古人的警語編織到深淺韜略的理論框架之中。


從這一理論框架的縱向而言,有兩條思維射線:逆行為深根,順走為深遠,要求韜略的標桿立在深思熟慮、深謀遠慮的品極上。


逆向思維要求將思維定勢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折,關注已經過去的年代中的事,使韜略的設計能立在一個堅實的基礎上。中國古代社會屬于以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格局,戰爭與動亂,對農業的破壞、對農民的傷害是極其巨大的,如果一個決策者對這些歷史情況熟視無睹,那他們就永遠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勝利者,這些問題將始終困擾著他們,使他們一刻也不得安寧。曹操的后來居上,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對青州黃巾軍的改編、對屯田政策的貫徹到底,這使他在日后的中原爭霸中有了雄厚的資本。而這兩項決策,就是深根原則的典型例子。古代中國,是個君主專制的社會,無論這種體制的弊病有多大,皇權至上的觀念,卻已深入每個人的靈魂之中,在被毒害的心靈尚未得到清洗之前,對皇權的否定就會導致失去民眾,群起而攻之的被動、不利局面。三國韜略家們對這一點的認識是非常深刻的,各派政治勢力均在搶奪控制東漢朝廷、擺布末代皇帝的機會,只是識力有深淺,目光有長短,力量有懸殊,結果是一些綜合條件好的勢力搶先一步,曹操集團就是這種綜合條件好的勢力。董卓因淺識而丟掉這一控制權,袁紹因緩識而錯過這一良機,劉備因深識而打著振興漢室的旗幟,袁術因無識而迫不及待地取而代之…… 各種勢力所作所為,多多少少了解到傳統的力量,只是措施不同,后果大異。


順向思維要求將思維之箭射向極限,這就使得謀劃過程、決策關頭顧及深遠悠長的視野。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常人與韜略家的區別,也正在于謀劃的深淺。 諸葛亮的《隆中對》,荀彧、郭嘉的袁曹優劣論,曹操袁紹的形勢論,孫權抗曹與否中的主戰論,……無一不是深謀遠慮的典范。這些實踐,翻開三國的歷史,俯拾皆是。


深淺理論的橫向坐標,也有兩條思維射線;一是深交、深結,二是深藏、深密,要求韜略的標桿插向深情厚誼與深藏若虛的峰巒中。


在劉備的陣營中,君臣關系、將帥關系之融洽,是中外歷史上少見的。早至劉備訪諸葛亮,有如魚得水之感;晚到白帝城托孤,有死而無憾之嘆。劉備集團是三國所有爭霸勢力中內部團結得最緊密的一個集團,這一集團之所以由無到有,由弱至強,與深交原則是密不可分的。這一結果,實質上與劉備善于運用深淺韜 略的素養有關。劉備與龐統等率軍進軍益州,龐統提供了三大對策,劉備取其中策,就是基于深淺韜略。盡管劉備的選擇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卻能反映他本人的決策思想,得人心之淺而行動目的之深是相矛盾的,有風險的。劉備的退出襄樊,進兵江陵過程,也反映了這一思想基調。至于董卓之用呂布,曹操之逼荀彧,孫 權之責陸遜;袁術之待孫策,劉表之遇劉備……則表現了很大的失誤,當然,造成后果也是嚴重的。


三國韜略家吸收了古人的深密、深藏思想,保障了重大決策的勝利前提。荀彧的奇策密謀,賈詡的藏而不露,邴原的隱奪君意,周魴的密不透風以及無數類似的史實,具體地、多方面地繼承、豐富了古人的深藏思想。深藏原則的運用在三國時代還有一個意義,就是堵絕了間諜之路,贏得了變化的主動,彌補了己方的缺陷,營造了虛張的聲勢。以弱勝強,以小擊大,以寡敵眾的勝利,無一能離開深密原則的執行。


深淺韜略在實踐上的運用程式是,以深擊淺,以深對深,變幻深淺,深入淺出。


孫堅大敗董卓、曹操入主兗州、周魴擊獲彭綺、司馬師撲殺李豐、魏平諸葛誕等事件,勝利的一方無不運用以深擊淺的深淺韜略原則。


每當有關雙方都能發揮智囊決策之時,都能正確運用深淺韜略之際,一方改變另一方的唯一辦法,就是以深對深。韜略家與決策者之間的關系,都是屬于這一類型,這是內部雙方的一種以深對深。至于外部,劉備從曹操、袁紹陣營中脫離,諸葛亮動員孫權主戰,即是成功的例子。


至于深淺變幻,在高明的韜略家手中,更是運用自如。賈詡的人生經歷,擇主態度;荀彧、許攸的棄暗投明,改弦更張;張松、法正的易幟;曹操、司馬懿的密謀……都表現了深淺形跡與手法的變幻。


而深入淺出則表現了韜略家的從容和循序漸進,有條不紊。天下大事成于細,天下難事成于易,細與易是向著大與難的方向,淺是為了完成和實現深層的計劃。曹、劉、孫三大集團的發展過程,即是深入淺出,由淺致深的過程。


三國時期,深淺韜略也充分體現在韜略家的個人素養上,其中深沉如曹操、司馬懿,深思如諸葛亮、荀彧,深邃如高堂隆、譙周,深奧如程昱、賈詡、郭嘉…… 他們對于歷史、典籍、現實、未來的那種深入思考和深切體察,表明深淺韜略作為行動的準則,已化入他們的思維方式和靈魂深處之中。



徐兆仁 2015/9/6 下午 08: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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