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韜略》作者:徐兆仁(三)

挾雷霆而行:攻守論


攻與守,就是戰爭中的進攻與防御。三國時期,戰爭頻繁,軍事韜略人才輩出,攻守的理論也有長足的發展。


從攻的角度而論,三國韜略家們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多樣化狀態,攻的方式、內容、形態、途徑都有了全新的嘗試。


兩軍相抗,基于實力的拼搏,力攻是戰爭的基本內容,是取勝的前提與保障。各大軍事集團無不想方設法增強實力。擴大兵員,以便進行正面的打擊。但三國時代的心攻,卻別具特色,與力攻相輔相成,在某些時候,甚至比力攻更富成效。因為人們認識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 (《三國志·馬良傳》注引《襄陽記》)鄭渾在平亂中,發動百姓,以牙還牙,教育匪民,立功贖罪,廣開降路,孤立梁興。強大的心攻威力,使匪首梁興的部下逃亡殆盡,在夏侯淵和豫章郡兵的打擊下,梁興終于被殺,匪患蕩平。張遼以病危之軀、遠征東吳。以其威名,使吳軍聞風喪膽。實際上,曹丕命張遼南征,采用的是一套攻心韜略。田豫在南陽太守任上,以攻心之法,使囚犯效力,以致盜賊解體,郡內清靜。諸葛亮南征,七擒孟獲,攻心為上,采用的是馬謖和撫懷柔、征服其心的策略。籠絡各族豪帥,使各族自治,征其強壯者為兵,取其貢賦,彌補蜀漢財政。攻心政策的成功,使得蜀漢在北部邊境對魏作戰能夠全力以赴。張嶷執行諸葛亮的南中策略,恩威并施,攻心為上,成功地解決了越嶲郡少數民族反叛事件。


與力攻、心攻形態相接近的是戰攻、勢攻。通過作戰形式達到既定目標是三國時期顯著特點,因為外交途徑、政治途徑都不起作用了,只有訴諸武力。一旦武力十分強大,各方面又占有絕對優勢時,勢攻就成為可能。曹操、劉備、孫權三大集團均十分成功地運用過勢攻。在強大的聲勢面前,敵手或繳械投降,或落荒而逃,或化敵為友,或跪迎稱臣。曹操掃蕩群雄,統一北方,就是利用軍事上的強大,政治上的主動,以順擊逆,事半功倍。劉備攻入益州,劉璋不戰而降,前提就是劉備擊斬劉璋干將,長驅直入,聲勢顯赫。劉璋感到大勢已去,只有投降。關羽挾勢而攻,大破曹軍。西晉順江而下,多路出擊,摧枯拉朽,勢如破竹,吳國很快被剿滅。三國時代,攻戰之際,常常發揮勢攻的作用,所謂“傳檄而定”,就是以勢攻人。勢攻的前提和條件是戰功,否則勢亦不成,功也不立。


火攻與水攻的方式,在三國時期得到充分的運用。三國時期幾次重大戰投中,都曾巧妙地運用過火攻。皇甫嵩利用火攻,以弱勝強,摧毀了波才黃巾軍,使黃巾軍死亡數萬人。官渡之戰,曹操兩次襲擊和焚燒了袁紹的軍糧軍草,搗毀了袁紹的后方基地烏巢,釜底抽薪,使袁軍由此走向崩潰。曹操統一北方,這是一場關鍵性的大決戰。孫吳與劉備聯手發動赤壁之戰,火燒曹軍,使三國鼎立的局勢成為可能。猇亭之戰,陸遜火燒劉備營寨,使劉備的慘淡經營毀于一旦,三國鼎立的格局最后完成。至于水攻,更是十分普遍。公孫瓚破青州黃巾軍,就是使用半渡而擊的策略,利用水的特性,取得成功。鐘繇大破郭援,也是以未濟而擊取勝。周瑜發揮水軍優勢,阻曹軍于赤壁。關羽水淹于禁七軍,聲威顯赫。曹操聽取荀攸、郭嘉之謀,決泅沂之水灌下邳,使呂布束手就擒,解除了一大勁敵。在冷兵器時代,韜略家們借助于大自然的力量,增強自身的打擊力,取得了人力難以企及的成功。


除了以水火佐攻之外,三國時代的攻戰主要依靠攻其無備、攻其所必救、攻其所不守的謀攻。曹操大破于毒的用兵韜略,就是攻其必救,使得圍困東武陽的于毒軍隊回救其大本營,曹操乘勢進軍,取得眭固大捷。公元215年,夏侯淵進攻韓遂,韓遂退走略陽城。諸將認為應當進攻興國城的氏族兵,以便肅清略陽城周圍的韓遂勢力。而夏侯淵卻率軍攻打羌人聚居、防守薄弱的長離。迫使韓遂軍因內部羌人之危出兵相救,結果放棄險要,到平原交戰,被夏侯淵打得大敗。此外,孫策攻取會稽,是攻其無備。曹操攻殺呂布,是攻其未固。


從守的角度而論,三國韜略家們化被動為主動,變消極為積極,守其所必攻,使敵不知其所守,因此,守而必固。


作為防御的一方,一旦發揮內在的最大潛力,人自為戰,以一攻十,就能使守地固若金湯。三國軍事家防御韜略的重大理論貢獻,就在于分人之兵,以攻為守,此守彼攻,借力而守。將單純的防御改變為進攻中的防御,戰略上的防御,戰術上的進攻,軍事上的防御,政治、外交、經濟等方面的進攻。


官渡之戰,曹軍以弱勝強,反守為攻,關鍵在采納荀攸分人之兵的策略,聲東擊西,偽裝要渡河進攻袁軍的后方。袁紹中計,急忙中調部隊西進迎擊曹軍,而曹操乘機引軍東襲,援救白馬駐地的曹軍,陣斬袁紹大將顏良,大破袁軍。諸葛亮在極其不利的條件下,北伐曹魏,在戰略上采用的是以攻為守計策。而袁紹計奪冀州,孫策攻取會稽,曹仁擊走劉備,烏巢袁軍之敗,杜畿河東之行,鄧芝出使東吳,鄧艾、鐘會滅蜀之戰……都是此守彼攻,或此攻彼守,守攻相佐,以守助攻,以攻堅守。至于借力而守,使攻者見勢而走,則運用得十分普遍,這也是三國時期各種力量發生逆轉、各大集團內部、外部重新組合調整的—大原因。


此外,當一方力量不足時,就采用守勢,養精蓄銳,以待時機后轉守為攻,弱守強攻、卻防勇戰,丟卒保車,張機設阱,努力削弱敵方的強大攻勢。張遼守合肥,先戰后守。賈詡向李傕、郭汜獻計,要求深溝高壘堅守長安,是先守后戰。曹洪守潼關,以不守致敗。司馬懿扼秦川,以堅守為勝。守之藝術,變化無窮。三國時期的歷史表明,不以戰為勝,不以守為敗,而是善戰者勝,善守者成。


《孫子兵法》對于軍事上的攻守也有過不少理論性、原則性的論述。孫子認為: “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者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形篇》)孫子的意思是,那些善于用兵作戰的人,總是首先設法使自己不會被敵人所戰勝,然后等待敵人暴露問題,以致出現那些能被我方戰勝的機會……我方之所以能不被敵方所戰勝,在于采取了守勢,在于防守的嚴密和完備;敵方出現可勝之隙、可乘之機,有可能被我方戰勝,就要靠采取攻勢,采取那些行之有效的攻勢。決定是否采取攻守,要看兵力狀況,我方兵力不足時,就采用守勢;而兵力有余的情況下,則采用攻勢。善于防守的將帥,隱蔽自己的兵力,如同藏于深不可知的地底一樣,使敵人無法察覺;善于進攻的人,調動自己的兵力如同降自高不可測的天穹,使敵人猝不及防。所以,既能有效地保全自己,又能奪得全面的勝利。


綜觀三國時代的攻守實踐,已經突破孫子攻守原則的禁區。由于形勢的逼迫,三國韜略家們必須考慮以弱攻強,以寡擊眾,以輕擊重,以不足擊有余的問題。并且往往在許多場合,均是以不足擊有余,最后奪取勝利。可見,攻守本身并不決定成敗,成敗取決于對攻守稻略精髓的體認。


軍事上的攻守往往顯得比較清楚,政治、外交上的攻守,則更加隱秘復雜。攻守不僅是一門軍事藝術,同時也是一門政治、外交藝術,曹操迎天子,是守,可是守中卻隱含著攻,而這種攻,絕不是一般的軍事戰術,其攻勢之強大、凌厲,只有目睹全部三國韜略的歷史,比較多方敵對集團的勝衰,才能深刻領會。但曹操迎天子,本質上采用的以守為攻政治韜略,畢竟被荀彧等人識破,形成對曹操篡位的不利因素。至于外部,劉備、孫權等人以堅決的行動,予以反擊,尤其是劉備,堅持漢王朝的立場,與曹操針鋒相對,并從這種對立中,獲得很大的利益。


吳蜀猇亭之戰,吳取守勢,蜀取攻勢。戰后,蜀在軍事上由攻轉守,但諸葛亮不以少數人的恩怨為轉移,匠心獨運,派鄧芝出使東吳,結仇敵為盟友,化干戈為玉帛,這實際上在外交上展開了攻勢,贏得了蜀國東線戰場的平靜。


三國時代的攻守,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外交上,也無論在實踐上、理論上,均有獨到之處。其獨到之處,可題以“謀攻智守”四字,自古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城。三國之勢,實為謀攻智守的產物。


使敵手無力相搏:勞逸論


冷兵器時代,沖突雙方在決戰中,總是以力相搏,強者為勝。一旦雙方旗鼓相當,就會出現艱苦的相持拉鋸狀態。如何削弱敵人的原有力量,以使其在決戰時刻發揮不出優勢,就成了三國韜略家們亟需攻克的難題。


先秦兵家著作,曾有過一部分關于勞逸的論述。孫武指出:“佚而勞之” (《孫子兵法·計篇》),“以佚待勞”(《軍爭篇》),“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后處戰地而趨戰者勞,”“行千里而不勞者,行于無人之地也。”(《虛實篇》)上述文字中的“佚”通“逸”。孫臏指出:“避而驕之,引而勞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孫臏兵法·威王問》)這些思想,無疑都構成三國勞逸韜略中的主要骨架。許多韜略實踐都是在這些思想種子里結出的智謀之果。


三國韜略家們并未停留在前人的思想領域內原地不動,踏步不前,而是開展對勞逸韜略的探索,并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作出新的貢獻:


第一,沿著孫子的思想軌道,繼續向前延伸,將“以佚待勞”的觀點拓展為擊勞的原則。“待”有被動、消極的一面,而“擊”則變得主動、積極。這一原則的提煉,與三國時代的激烈爭奪,形勢有密切關系,因為沖突的雙方總是希望以最短的時間贏得戰爭的勝利。赤壁之戰,劉、孫雙方處于以逸待勞的優勢地位,如果曹軍發動攻勢,即可加以有力的回擊。但劉、孫雙方的智囊們不停留在這一保守的狀態,而是積極設法發動攻擊,迫使曹操退兵。陸遜抗擊劉備的猇亭之戰(也稱夷陵之戰),蜀攻吳守,東吳處于以逸待勞的一面,但陸遜在找準對方的弱點時,大膽進攻,變被動為主動,使敵方在反擊時不能發揮應有的戰斗力。


第二,在“佚而勞之”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出“勞而攻之”的韜略原則。佚而勞之的宗旨是不讓敵人有任何安寧、休整的機會,實質上是破壞敵人的戰斗力,使其削弱,使其失去最大的戰斗能量,而勞而攻之的韜略原則,是不放棄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機會。與以逸擊勞原則的不同之處是,勞而攻之中的進攻者一方,并不一定具備整體上的安閑靜處優勢。官渡之戰中,曹操被袁紹包圍,后來軍糧已盡,給荀彧寫信,準備撤軍,荀彧不同意,指出:


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指曹操)以十分居一之眾,畫地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三國志·荀彧傳》)


曹操聽取荀彧之見,實施敵疲我打,乘勞而攻戰略,出奇兵襲擊袁紹部隊,最后取得了勝利。曹操以弱敵強,但這并不妨礙他運用勞而攻之的韜略,而袁軍在情勢上的疲憊,正是曹軍走向勝利的契機和轉機。


勞而攻之的另一個著名戰役是司馬昭困死諸葛誕。甘露二年(公元257年)五月,諸葛誕攻殺揚州刺史樂綝,調集淮南和淮北屯田口十余萬官兵及揚州新附的四、五萬兵力,備足一年糧草,在壽春閉城而守,反叛魏國。與此同時,諸葛誕派遣手下長史吳綱帶著小兒子諸葛靚到東吳求援。東吳派將領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率兵三萬余人,暗中與文欽一道來援助諸葛誕。援軍中的唐咨于黃初(公元220—226年)年間叛魏,敗逃東吳,文欽于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和毋丘儉一起反叛于準南,兵敗后逃到東吳。三大叛將匯合近二十萬兵力的叛變行動,使得魏國朝野震驚。六月,魏車駕東征,大將軍司馬昭率二十六萬兵力,前往討伐。在整個反擊過程中,司馬昭率否定謀臣將士的急攻方案,對叛軍圍而不打,待憊而殲。最后,諸葛誕單騎逃竄,被魏軍殺死。原本一場殺傷力極大的攻城戰,由于司馬昭勞而攻之的出色韜略,比較輕易地贏得了勝利。


第三,將己方的不勞、無勞、難勞建立在除軍事之外的政治、外交、經濟等方面上。《孫子兵法》講行于無人之地,攻人不備,可使己方不致疲勞,儲備足夠的戰斗力,用以對付敵人。三國韜略家們針對形勢和客觀情況,將孫子思想的外延作了大幅度的擴展。成功的政治、外交、經濟措施,可以營造寬松、緩和的環境,化干戈為玉帛,避免多方作戰,背腹受敵,前后夾擊,里應外合,是部隊不受疲勞的一個重要因素。三國決策人物和智囊們在實踐中均已注意到了這一點,積極爭取機會,使自己的部隊處于安逸、平和、靜養、休整的良好狀態。


勞逸韜略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整個韜略的實質,這就是盡一切可能使競爭雙方不在一個水平線上賽跑。由此為出發點,勞逸韜略旨在要么削弱敵方的力量,要么加強自身的力量,造成搏斗雙方在力量天平上的傾斜,從而在決戰之前,就穩操勝券。


勞逸韜略是兼具破壞性與創造性功能為一體的韜略。為了贏得決戰的勝利,沖突的雙方往往將決戰轉化為間接的破壞與反破壞、創造與反創造的斗爭。赤壁之戰后,曹操看重孫權和劉備手下文武人才的出類拔萃,對方一旦繼續成功地合作下去,南部的中國,決非自己所能有。于是,拆散孫、劉聯盟已成為曹操的當務之急。曹操密遣蔣干以個人名義游說周瑜,勸周瑜叛孫歸曹,分別給孫權、劉備寫信,以圖分裂其關系,但均未得手。不過,此后在大的利害沖突方面,終于挑撥孫、劉反目,荊州被襲,關羽被殺,即是十分嚴重的后果。孫、劉的對立,以致曹魏坐收漁利。敵之勞,即我之逸。曹魏在劉、孫之戰中,坐山觀虎斗。劉孫任何一方的勝利與失敗,都使南中國的北界出現可乘之機。這使得其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與魏抗衡的蜀漢、東吳,削弱了相搏的力量。與袁紹不同,曹魏的最高決策從總體上是采納智囊們對蜀漢、東吳的戰略方案的,以逸待勞、以逸擊勞、逸而勞之、勞而攻之等勞逸韜略原則,從效益上來講,原本是強者對弱者的殺手锏。弱者對強者實施勞逸韜略,也只能用于局部,否則,必無成效。


流水無形而無不形:常變論


三國時期,韜略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視,往往兩個對抗的集團,均有高層次、高水平的韜略家在運籌帷幄,出謀劃策。這樣一來,使用常規的韜略便不容易取得明顯的效果。韜略家們在不違背常規韜略的前提下,積極探索,創立了許許多多的韜略變體。正是這一點,構成三國時期韜略理論上的特點。


遠在三國以前,中國的歷史已積累了大量的韜略原則。韜略運用中忌諱墨守成規、一成不變、照搬照抄、生吞活剝,講究靈活機動,隨機應變的思想,早已形成。至于如此自然貼切、廣泛普遍、頻繁不斷地被運用于政治、軍事、外交上,則是三國時代的特色。三國時代的韜略家們,無不精通機變;曹操用兵,仿佛孫吳,富于機變。田豐、沮授因機設策,靈活多變。荀彧善于以正御敵,以變取勝。賈詡隨時應變,料事如神。何夔因時制宜,程昱因敵制勝,郭嘉臨敵制變,董昭通權達變,劉放臨機決斷,賈逵因利制權。任峻、蘇則、張遼、張邰、徐晃、李典、杜襲、趙儼、高柔、孫禮、辛毗、高堂隆、田豫、牽招、王基、鄧艾、諸葛亮、李恢、孫權、陸遜、陸抗、周魴······都曾成功地運用韜略中的變化原則,營造有利條件,奪取勝利。


無論是使用常法抑或變法,均不是目的,決定常變手段的是實際情況,“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周易·系辭》)“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左傳·宣公十二年》)“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能夠因敵變化而取得勝利,就可以說是達到神妙的境界。人們將良將用兵比作良醫療病,病萬變,藥亦萬變,如果病變而藥不變,則無法治愈疾病。


三國時代人們運用韜略,打破常規,從理論上概括,其變化方式大致有如下數種:


一是識機制變,即依靠所具有的真知灼見,洞察事物、事態。制定對策,變換方針,這類蹈略原則有因機制變、因機而起、伺機而發、隨機應變、因機立勝。變化的依據是機,是—種對謀方行動極其有利的機會。黃巾起義的爆發,大赦黨人的策略,曹操孤軍擊董卓,群雄無視漢王朝的存在而競相割據。獻帝東歸,曹操集團對付袁紹二子之策,曹操頒布唯才是舉令,孫、劉決定聯兵抗魏,發動赤壁之戰,諸葛亮在猇亭之戰后恢復吳蜀友好關系,譙周對蜀漢政治出路的設計,羊祜、杜預滅吳計劃的改向等等,均是反常為變,取得大功。能在大的歷史轉折關頭,識機見勢,隨之而動,變換策略,變換主客,變換敵我,變換利弊,就能營造大的前途和命運。也正因為如此,三國時代的韜略家們,以其才識的高超而受到各大集團的歡迎。


二是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即根據形勢、條件、環境、情況而制定方針、變換對策。運用此類變化方式的范例,在三國時代俯拾皆是。


三是根據處境、形態、價值、功能、目的等綜合運用韜略,產生令人高深莫測的變化。賈詡勸張繡與劉表連和,受到曹操的攻擊。曹操退兵后,賈詡警告張 “不可追也。追必敗。”張繡不聽,[奇+[書]+網]果如賈詡所言,大敗而還。此時賈詡認為,“促更追之,更戰必勝”,張繡不解,賈詡指出“兵勢有變,亟往必利。”(《三國·賈詡傳》)結果取勝。實際上,這里賈詡之所以料事如神,在于根據曹軍處境合性地使用韜略。曹軍退兵時,曹操料知將有追兵,故自率精兵斷后,賈詡不同意張繡襲擊,是因為堅持避實擊虛韜略。第二次進擊,則本著擊其不備,以強擊弱韜略。至于重大戰役,取勝的一方無不從處境、形態、價值、功能、目的出發、綜合性地使用韜略。如官渡之戰,曹軍使用的韜略就有:以正御敵,以奇制勝,爭地必取,牽引制約,擴大同盟,爭取中立,鞏固后方,拔除隱患,聲東擊西,分散切割,誘之以利,以逸待勞,釜底抽薪,招降納叛,攻其不備等韜略。赤壁之戰,孫劉聯軍使用的韜略有:取長補短,以長擊短,以逸待勞,示形作偽,擴大聯盟,以少勝多,知己知彼,以戰止戰等等。孫子說過:“五形無常勝”,“四時無常位”(《虛實篇》),而“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五色之變,不可勝觀”, “五味之變,不可勝嘗”,“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勢篇》),因變制變,因變制勝。三國韜略理論對于變的綜合運用,有了一個長足的發展。三國時代改變了秦漢以來兩大集團對抗的格局,使形勢走向三極競爭,這本身也是綜合運用韜略的結果。


常變之間,有一個制約的關系,如前所述,韜略變體是在不離開、不違背常規韜略的前提下才能奏效的。吳、蜀末年,最高統治者昏庸無識,倒行逆施,自毀長城,自相殘殺,嚴重違反蹈略常規,等待他們的結果也只有自食惡果,自取敗亡。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能因敵變化而勝者,謂之神。”(《孫子兵法·虛實篇》)三國韜略家們正是以此古訓為最高境界,在實踐中形成了常變韜略理論的豐富內涵。


與潮流俱起伏:順逆論


順逆韜略是三國時代的一大發明。人們通過對大自然的觀察,了解、接觸到宇宙中蘊藏的巨大力量:滄海桑田的變遷,山呼海嘯的風雷,燎原烈火的野焚,滔天白浪的沖擊……構成種種不可逆轉、無法阻擋的力量。中央王朝的失控,戰亂烽火的延漫,人心向背的走向。社會組織的解體……匯成強大的時代潮流,使人們無可適從,飄游不定。自然與社會,存在著運行的內在機制,并通過種種形跡、表象,反映著一種鐵的規則。自然風云的激蕩,社會形勢的劇變,更使人們有機會體察其中的規則,總結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真理。三國順逆韜略的創造與運用,即基于上述思想與認識背景。


順逆韜略首先是一個銳利的思想武器。決策者在認識不清社會潮流的走向之際,一切所作所為,都是盲目的,徒勞無功的,甚至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的。董卓、呂布、公孫瓚、袁尚兄弟、王凌、毋丘儉、諸葛誕、唐咨、曹爽孫皓等人,雖都有機會在當時能夠開辟一個好的局面,但終因不認識時代潮流,舉措失宜,甚至倒行逆施,葬送了大好時機,最后被時代潮流沖刷得無影無蹤。


順逆韜略是行動選擇的指南。通過考察三國時期韜略家的走向,可以測出其內在的思想動機。投入董卓、袁紹、袁術、劉表、公孫瓚等軍閥陣營的智囊人數就遠遠少于投入曹操、孫權、劉備集團的人數,而前者在一定時期的實力還很強大。韜略家們之所以選擇后者,與其說是后者個人的吸引力,不如說是后者所代表的政治前途和時代潮流被自己所認同。


三國韜略家們將順逆韜略的內容概括為以順擊逆,逆取順守,順水推舟、逆風行船。


所謂順和逆的內涵,具體說來,有自然型與社會型兩種類型。自然型的順指天時、地利等各種有利條件,而逆則相反。占據關山要塞、有利地形,憑借風雨雷電、冷熱寒暑,富有物產資源、廣袤領土者為順,反之為逆。社會型的順,指遵循、符合傳統的那些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倫理道德、行為規范、思想觀念…… 而與之相反、相違者為逆。


以順擊逆,事半功倍。三國時代的高明韜略家總是不失一切時機地運用順逆韜略,奪取大面積的勝利。曹操首戰董卓,兵以義動,以順誅逆,雖然在軍事上遭到挫折,但在政治上、個人形象上卻取得意想不到的潛在成功。待到迎漢獻帝之后,政治上就處于絕對的順勢。劉備對待附屬、民眾,讓人有仁至義盡之感,打著漢王朝的復興旗幟,很能吸引大眾,他所注重的是對社會輿論的順向追求。曹、劉的壯大,與其實施順逆韜略有很大關系。曹魏滅蜀漢,東晉滅東吳,勢如破竹,不可阻擋,根本原因即在于以順擊逆。


逆取順守的韜略原則,由龐統在策劃奪取益州的戰略方案中點破。《三國志》所引《九州春秋》一書記載這樣一段史實:


(龐)統說(劉)備日:“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于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后,封以大國,何負于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遂行。


所謂逆取,指違背社會傳統規范,以武力奪取。而順守則按照社會規范,予以善后處置。逆取均為暫時之行,權宜之計,靠順守加以彌補其本身的缺陷。三國韜略家的逆取順守韜略應用得均十分巧妙,曹魏代漢,司馬氏代魏,劉備入益州,孫權據江東,無不運用這一韜略原則。


至于順水推舟的韜略原則,運用的廣泛程度就更大了。仲長統著《昌言》,已闡明順勢者昌的深刻道理,從理論上總結了順逆韜略的重要原則。在實踐上,小到曹操殺彌衡、司馬昭害嵇康,大到曹丕稱帝、司馬炎登極,均使用這一原則。


逆風行船的韜略原則,不是普通人所能使用。冀州刺史王芬謀廢靈帝,為逆時而動、逆風行舟,結果身敗名裂。毋丘儉、諸葛誕等反魏,亦屬此列,無不一一敗亡。但韜略家們幾乎無不使用逆風行船原則,并且有取得成功的大量實例,原因在于所逆之風不是時代的旋風、主流,而是個別的困難、厄境。其中最突出的,要數猇亭之戰后,諸葛亮對東吳外交關系的恢復。蜀漢國主劉備白帝城之死,系被陸遜戰敗所致,國人之憤,將帥之怒,可以想見。但諸葛亮從全局出發,忍痛復交,承担著巨大的輿論壓力。諸葛亮堅持隆中路線、蜀漢國策,逆風行船,堅定不搖,從而力挽狂瀾,改善關系,使蜀政由亂到治,蜀國由弱轉強。


實施順逆韜略,要求決策者本人的素質達到很高的標準。他們必須目光遠大,洞若觀火。心胸開闊,包容萬象,敢于同陳腐之見、個人感情相決裂,敢于開時代的先河和風氣。因為順逆韜略的成功運用,必須有同時代共俯仰、與潮流俱起伏的真知灼見和膽識氣度。


劃向黑洞的閃電:明暗論


根據三國時代明暗韜略的實踐,在理論上可以作三個方面的分類和總結。


首先,明暗韜略中的明,屬于公開的、顯而易見的活動;暗屬于秘密的、隱藏不露的活動。韜略家們運用明暗的原始狀態,達到自己的目的。


在這種意義上的明暗韜略,是以明暗的原始狀態去服務于軍事、政治、外交。三國以前,人們就已總結出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明升暗降,明助暗損等原則。三國時期,這些原則被使用得更加廣泛、頻繁和巧妙。東漢末年,張角發動大規模的反朝廷起義,以太平道來作為掩護,在合法的狀態下從事“非法”活動,就是利用明暗韜略的一個絕好范例。統治者以為張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誰知張角使用明修棧道、暗渡陳倉韜略,瞞天過海,“十余年間,徒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 張角一聲令下,“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資治通鑒·卷五十八》)劉備、龐統率軍進入益州。明處是替劉璋解決北部邊防的危機,而暗處則運籌帷幄,奪人地盤。陸遜襲關羽,明處卑躬屈膝、暗地里磨刀擦槍,準備大動干戈。曹操明尊獻帝,暗除枝葉,以清君側,展開顛覆活動。鐘會、鄧艾攻滅蜀漢后,矛盾尖銳化,司馬昭明處派兵協助鐘會,暗中卻以此軍箝制鐘會……明暗如同形影相隨,聲音相和,發揮著極其特殊的作用。對立者稍一不慎,就會有覆舟滅頂之災。


三國時期,明暗韜略的第二個類型是對于智力的評判。明代表了智慧所達到的—定高度,表現著對于哲理、事理、物理、情理的正確、深入的認識;而暗則相反,昧于道理,拙于見機,反映了識見的平庸,目光的短淺,智力的低下。在這種意義上,以明擊暗,百戰百勝。三國時代明暗韜略的實施,區別于其他時代的最大特點,在于不是以一人之明,一己之智來克敵制勝,而是重在智囊決策和營造智囊團。


實際上,東漢末至三國,各大政治、軍事集團周圍均云集著一批高層次的智囊,由于各集團中核心決策者的素質不同,使得這些智囊人才發生聚合分散的變化。這些人才的走向,形成了各派勢力的消長變化。原先,董卓控制了朝政,因其無道,使得智囊人才星散,關東聯軍勢力壯大,董卓集團由明轉暗,終于變得眾叛親離,身敗名裂。袁紹在起初階段實力雄厚,大可作為,只是他奮一己之智,埋群賢之明,終于成為曹操的手下敗將。曹操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智,網羅群英,廣蓄智囊,以明擊暗,勢力大盛。然終以未至大明,或失智囊于交臂,或泄私憤逼殺智囊,明中之暗,使其霸業受到了限制。劉備、孫權等人,莫不是得智囊投明棄暗,使霸王之業蒸蒸日上。


三國時期明暗韜略的第三種類型或內涵是,明表示一種表面的、暫時的、虛假的狀態,而暗則反映一種深層的、長久的、真實的意向。這種內涵,可概括成韜光養晦、和光混俗等原則。劉備在曹操面前的掩飾、司馬懿在曹爽陣營中的偽裝,均是運用這一類型的明暗韜略,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明與暗的關系,有著多種不同的形態。可以是對立的、對抗的關系,如以明擊暗,棄明投暗。也可以是互動的、依存的關系,如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可以是相互滲透的關系,如明升暗降,明助暗損。也可以是相互轉化的關系,如以明為暗,以暗為明,裝聾作啞,韜光養晦。


三國形勢的變化,歷史發展的轉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抗集團決策者對于明暗韜略的認識和作用。明者以天下人之聽為聽,以天下人之視為視,兼聽則明,虛心則明,故能由弱轉強,反敗為勝,而暗者則剛愎自用,固執已見。


明暗韜略在三國時代的發展,在于人們已清醒地認識到,只有明察秋毫,洞若觀火,才能積極創造條件,避免不必要的損失,找到接近目標的捷徑,奪取勝利。而暗弱無能,縱有鐵打江山,也必敗無疑。wωw奇Qìsuu書còm網


制人而不制于人:先后論


先后韜略的運用,往往與能否迅速達到目標直接相連。正因為有如此重大的意義,所以三國韜略家們均將其作為重要的致勝手段而加以使用。


三國韜略家注重在三個層次上使用先后韜略。


首先,是運用于對時機的認識。先見為明,后識為暗。先知為哲,后覺為凡。在這一層次上,先為貴,后為賤。著名的韜略家,無不具備遠見卓識。董卓之亂后,荀彧棄官歸家,對父老鄉親們講:“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為兵沖,宜亟去之,無久留。”而鄉人懷土,猶豫不決,只有荀彧率領宗族到冀州。后來,董卓派遣李傕等將領出兵關東,所過之地,多所虜略,直到潁川、陳留,荀彧鄉人當時被殺死的很多。此外,荀彧預見董卓必敗,指出:“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也。”作這一斷語之際正值董卓威臨天下,不可一世之時,此后,果如荀彧所言,董卓身敗名裂。荀彧單身見郭貢,分析曹袁優劣的“四勝”之論,寢曹操九州之議,無不識于機先。荀攸發奸吏,和袁譚,賈詡力勸張繡降曹操,劉備識民心,諸葛亮測形勢,孫權知虛實,陸遜料兵勢……先見致勝、致福、致成之例,不勝枚舉。決策者、韜略家思想認識的深度、廣度,決定了個人或集團的前途、命運。先識者部署在先,行動在前,往往輕而易舉地擊敗后識者。曹操擊袁紹之子,而敢于不顧劉表的釜底抽薪,擊劉備而敢于不顧袁紹的長驅直入,劉備取益州而敢于從容部署等重大決策,都是建立在對手的后識、緩識、誤識和無識基礎上。


其次,是運用于決策程序之中。“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呂氏春秋·先己》) “先謀后事者昌,先事后謀者亡。”“勝兵先勝而后求戰,敗兵先戰而后求勝。”(《孫子兵法·形篇》)三國時期,各大集團在決策程序中,使用先后韜略是極其頻繁的。決策者大量搜求智囊,成為三國爭霸的一大特征。許多重大事件的決策,均在事先經過多次反復的謀劃,而后付諸實施。相反,那些不善于運用先后韜略的決策者,往往臨時斷決,倉促應付,缺乏周密的磋商,其結果無不失利。即使有少數偶而成功的例子,也幫助不了他們取得最終的勝利。


第三,是運用于行動過程之中。在一般情況下,先發制人原則往往收效更大。曹操、臧洪、鄭泰、劉劭、胡質、鐘會、張昭、周瑜、龐統等韜略家,在這方面均有成功的實踐。先發制人,往往出人意料,奪人先機,爭取主動,獲得優勢,在敵手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情況下,已經制他們于被動,甚至于死地。決定先發,需要有第一、二階段先后韜略的奠基,只有認識超前,謀劃超前,才能保證行動上先發的成功,否則,先發之舉就可能成為輕舉妄動,盲目行事。而與先發制人的情況相反,后發制人則往往更具打擊力,因為先發是基于認識與謀劃的超前,是與對手搶奪時機等有利條件。后發則基于對敵方薄弱點的制約,更多的是對敵方已有優勢或實力的反擊。呂蒙、陸遜襲荊州、陸遜敗劉備、司馬懿制曹爽、司馬昭防鐘會等,均是很著名的后發制人范例。


先后韜略的三個不同層次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往往是綜合、交叉、連續使用的,無論是哪個層次、階段,這一韜略的核心和目的均在于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時機面前,“先即制人,后則為人制。”(《史記·項羽本紀》)在嚴峻而復雜的形勢面前,先思后行,萬無一失。在具體的行動過程,先后隨時,動靜無咎。在三國韜略家眼中,可以采用先下手為強之法,又可用后來居上之計。群雄爭霸,三國鼎立,誰也不會輸給誰,其全過程,就有先后韜略的重大影響存在。董卓、袁紹先強后弱,曹操、孫權先小后大。劉彰先居益州之地,劉備后來占據其境,…… 先后韜略實際上起著轉移空間、掉換主客、改變勝敗的非凡作用,因而使得一切行動都能游刃有余。而不致于進入死角,受制于人。


除了在認識、謀劃、行動中使韜略主體具備全面的、整體的思維方式之外,三國韜略家還特別注重先后韜略的另外一大側面,即其思維的內容。軍事上,究竟是先攻后守,抑或先守后攻;先聲奪人,抑或后發制人。先內后外,還是先虛后實。外交上是先合后分,抑或先交后離,政治上是治道為先,抑或征伐為先;立本為先還是以末為先……一旦將先后韜略的形式與內容巧妙地結合到一起,就能打出一個新天地,就能轉危為安,起死回生,就能穩步、迅速地接近既定的目標。


春風化雨:情理論


由于韜略家們的超前意識和深邃見解距離眼前的問題較遠、較深、較晦,一般人難以立刻接受,在這種情況下,韜略家們從情感與道理兩個方面出發,闡幽釋微,打動對方,使對方接受自己的計策。三國時代的韜略理論體系中,情理韜略占有較大的比重,是人們經常使用的利器。


情理韜略的核心定理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作為人類所特有的主觀體驗,情感是各種交往、交流的重要通道,對人的思想和行動起著帶有決定意義的指導作用。三國韜略家們發現了這一通道,就從中輸送各種信息,改變對方的初衷,使其能按照謀方的意圖辦事。


情感之所以具有這么強大的力量,實質上蘊含一個深刻的原因,就是情感一旦表達人類的共同要求、愿望、心理和認識等等,便能夠發出強而有力的沖擊波,引起對方的共振。正是這一共振所形成的震撼力,喚醒人們的良知,從而改變其思想和行動。


韜略家們在動之以情之際,往往隨即曉之以理。這種存在于萬事萬物之中的理,具有無限力量,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迷者不知,胡作非為,輕舉妄動。一旦揭明,則從之如流,迎之若賓。


@奇@韜略家們運用情與理結合的力量,能挽狂瀾于既倒,解生命于倒懸;能化險境為坦途,變艱難為平易。從三國時代運用情理韜略的實踐中進行分析,即可探知這一韜略的份量:


@書@——張范之子張陵和張范弟弟之子張戩被盜賊逮住后,張范徑直入賊營請求放還二人,盜賊將張范之子釋放。可是張范卻說,你們釋放我的兒子,這份好意是很重了。人之情雖愛其子,但我可憐張戩年齡更小,請恩準我用張陵換回張戩。盜賊聞言,覺得張范義重如山,最后將張戩和張陵一并釋放。袁渙拒絕呂布要求寫信辱罵劉備的命令,田疇哭劉虞之墓險遭公孫瓚的殺害。司馬芝避亂途中遇盜,同行之人均拋棄老弱逃亡了,而司馬芝則獨自坐著守衛母親,盜賊以刃相臨,司馬芝叩頭說。母親已老,我死之后,只有拜托各位了。盜賊們說,此人是孝子,殺之不義。于是司馬芝母子得以免除被害。韜略家們以至情感人,至理動人,迫使對手放下屠刀,改弦更張。情理韜略在這里成了生命的保護傘,反擊的殺手锏。


@網@——劉曄對吳殺死關羽之后,蜀國動靜形勢的分析,對吳派使節到魏國稱臣內幕的洞察,對魏文帝伐吳之舉的評價。杜襲對曹操攻殺許攸想法的勸諫,諸葛瑾對于關羽死后,劉備東伐吳國的勸告……無一不是從情與理的角度得出中肯的,也是極有力的結論,使得論說對象有所感悟。情和理的分析、探討,也是韜略家們棋高一籌的奧秘所在,這些分析,使得他們能比別人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想得更深。


在相當多的情況下,情與理是相對立的,由于人的素養不同,對立的程度也很不一致,為了奪取天下,必先奪取人才,特別是智囊型人才。但這些人中,有一大批與自己的政治主張、立場、觀點不相一致,而且有時候是截然相反的,如何克制私忿,按理行事,以情殉理,則成了一個人能否成功的關鍵。決策者們運用情理韜略,成功與失敗,這是一個試金石。三國時期,袁紹、袁術、劉表、董卓、呂布、劉彰等人的失敗,從根本上說,就敗在不能成功地運用情理韜略。他們周圍原本是智士如云,猛將如織,可最后的成功者卻是起于微末的曹操,走投無路的劉備,寄人籬下的孫策……


三國時代的情理韜略不僅只是說服對方的一種方法,而且也是達到真知灼見的一個手段。懂得人的情感,進而影響、打動、牽引、控制這一情感的走向,就能使對方自覺步入事先設定的軌道。在孫權面對曹操大軍壓境,是降是戰的關鍵時候,諸葛亮、魯肅以強化刺激,引發認識。諸葛亮以激將法喚醒孫權對利害的認識,使其作出正確的決策。賈詡回答曹操立儲的問題、諸葛亮指點劉琦避禍的辦法,都是強化事件對于情感的刺激,使對方猛然醒悟,選擇正確的解決辦法,三國時期大量以弱擊強,以寡擊眾的戰爭,都受環境刺激的影響,投之死地后生,置之絕境而不亡,就是強化環境刺激,使戰斗者調動全部情感,從而獲得解救。打開情感的通道之后,必須以理隨之。事理、物理、哲理、倫理、情理……本身都具有強大的說服力,指示著通往成功之門的途徑。一旦認清其理,便具不凡見識,解決問題的辦法、手段也就隨之而生。


三國韜略家運用情理韜略調整意識,控制情感,根據環境、需要、目標制定對策、渡過難關,營造優勢:


——諸葛亮強忍劉備身亡白帝的巨大隱痛,從蜀國的根本利益出發,控制、調整蜀國將領的情緒,與吳國恢復外交關系,這是基于對事理的認識,調整情感。


——劉備敗于呂布,依附曹操,運用韜晦之計,以示胸無大志,等待時機,與曹操分庭抗禮。司馬懿在不利形勢下,韜光晦跡,裝瘋賣傻,蒙蔽曹爽。而一旦機會降臨,則突然反擊,一舉成功。這是壓抑情感,以符合身處危急時不引人注目,從而被打擊的道理。


——劉備百折不撓,杜畿深藏不露,張昭犯顏直諫,都是以理想、信仰、志向、目標去控制情感,使之合于理。


總而言之,三國情理韜略的運用范圍,從對人而擴大到對事、對己。從一般的勸說價值,上升到對于識見的有力幫助。從普通韜略原則,提高到事關前途、命運的總體對策。從個別的對象處理,演化為對歷史發展、形勢格局的洞察預示。


山外之山,天外之天:強弱論


自《孫子兵法》提出“以弱擊強”的韜略名言后,歷代智士競相探索,到三國時代,已成就斐然。


三國時代,以弱擊強幾乎成了韜略家必須要完成的使命和履行的職責,否則,就會失去其存在的必要和價值。事實上,韜略家們交出了令人滿意的答卷:官渡之戰、赤壁之戰、猇亭之戰以及許許多多的軍事、政治、外交事件,強與弱的逆轉、變化是令人震驚不已的。解剖三國韜略家手中的特殊武器——強弱韜略,將使我們能洞悉有關質與量的優劣多少之間的奇妙轉變。


事物的由弱至強,有其自身的一套規律,例如:需要良好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需要經過一定時間的逐步演化等等。同理,一個集團、一派勢力的發展壯大,也離不開內外條件與時間空間。一旦各自獨立發展的兩種力量發生沖突時,其實力的比較,就會有強弱之分、大小之別。在一般情形下,弱肉強食。但每當雙方沖突時,弱方有高明的韜略家參與決策,結果就不會那么簡單,而是出乎常人所料,發生以弱勝強的奇跡。


三國韜略家們敢于以弱擊強的第一個途徑是找準敵方的致命弱點。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美元缺,十全十美,無懈可擊,天衣無縫。漢末黃巾起義煙炎蔽天、如火如荼,波才黃巾軍圍皇甫嵩于長社,皇甫嵩兵力單薄,與黃巾軍強弱異勢。全軍震恐,危亡在即。但此時皇甫嵩發現波才軍的致命弱點:依草結營,適逢大風。于是命令士兵各備束葦登城,命勇士乘間突圍,在外縱火大呼,城上士兵也一齊舉火相應,在這—突然事變中,皇甫嵩率軍隊從城中吶喊而出,直奔波才軍,波才軍驚亂逃奔。后逢曹操率軍救援,并與朱儁軍聯合,同波才軍拼搏,波才軍大敗,被殺數萬人。強弱逆轉,只在波才軍的要害被皇甫嵩發現。董卓被殺、呂布被擒、孫策被刺、關羽被破、諸葛恪被暗算、曹爽被誅滅……無一不是其自身的致命弱點被敵手發現,結果顯赫聲勢,灰飛煙滅;慘淡經營,潰于一旦。


以弱擊強的第二個途徑是集中己方的整體優勢,攻擊敵方的局部劣勢。敵我雙方強弱之勢判然若揭時,不等于勝負結局的明白無誤。敵方的整體之強不等于沒有局部之弱。官渡之戰,就是曹操以整體優勢攻擊袁軍的局勢劣勢,取得勝利后,逐步擴大戰果,以致全面影響整個戰局。劉備率軍進入益州,也是以整體優勢攻擊劉璋的局部劣勢,先消滅葭萌守軍,然后揮師南下。賈詡建議張繡襲擊曹軍、呂蒙取荊州、司馬懿襲孟達、魏在合肥抗吳的反擊戰……均屬這一類。


以弱擊強的第三個途徑是借天之力,反擊強敵。韜略家們深知,最強大的人力也敵不過自然之力,如何使強大的敵方之力與自然之力相碰撞,而我方兵不血刃,即可安國定邦,平息敵軍的威脅,已成頭等重要的大事。其中,人們首先想是天險,魏之廣、蜀之險、吳之江,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三國鼎立的重要因素。其次,在以弱擊強的過程中,或以水淹,或以火攻,借自然界的不可抗拒之力攻敵軍,一舉而勝。官渡之戰、赤壁之戰、猇亭之戰,弱方均采用火攻,贏得成功。公孫瓚破青州黃巾、關羽水淹于禁七軍、赤壁之戰等,均運用水攻,助成聲威,乘勢而進,奪取勝利。《孫子兵法·火攻篇》上講:“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不僅水火,風沙雷電、寒暑冷熱等自然現象、宇宙之力,無不被三國韜略家們所借用,成為手中打擊強敵的最佳武器。


以弱擊強的第四個途徑是聯合弱小,擊敗強敵。關東聯軍共同抗擊董卓,張繡、劉表聯合對付曹操,劉備、孫權一致抵御曹操等,都屬于弱小勢力聯合,相對地改變了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尤其劉、孫兩弱相連,克敵制勝,成為以弱勝強的典范。這一典范表明了韜略史上盟軍作戰、統一戰線形式具有巨大的反擊能力。


以弱擊強的第五個途徑是分化瓦解敵人的陣營,使對手不攻自破。王允計間董卓、呂布,劉備招納張松、法正,曹操在赤壁戰后破壞孫劉聯盟,陸遜因隙使間,迫使魏江夏太守途式免職。解除一大對手。


總而言之,以弱擊強的根本途徑在于智謀韜略。敵強則用智,敵弱則用勢,即以智謀韜略攻擊強敵,以武力形勢威懾弱者,“廟勝之策,不在強弱。”(《后漢書· 袁紹傳》)諸葛亮《隆中對》中的一段文字,可以作為以智敵強的典型結論:


自董卓已(通“以”)來,豪杰并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


所謂“人謀”,即人的智謀韜略。


以上所論,均為強弱定格后,以弱擊強的情況。至于強弱韜略的其余內容,如“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眾以眾。”(《六韜·武韜·三疑》)強敵不可怒,弱敵不可侮。“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管子·治國》)“兵不強,不可以摧敵。” (《商君書》)得士者強,失士則亡。以強示弱,以弱示強。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兵強者,攻其將……三國時代均有大量的案例可尋。


魏、蜀、吳三國的歷史,是由弱而強,以弱擊強的歷史。三國時代的強弱韜略有著十分深刻的辯證思想,內涵極為豐富,這一韜略理論的總結和實踐的經驗,是三國時代對于整個中國歷史的一份智慧貢品,因為強弱韜略不僅規定了可供操作性的原則,而且更可貴的還在于替弱小的、新興的力量為戰勝強暴提供了武器,使人們感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使大眾懂得了如何發揮自己的力量。


藏于九地之下:真偽論


漢末、三國時代激烈競爭的形勢,決定了政治、軍事、外交等各種場合的真偽錯位,或以假亂真,或以假亂假;或以真亂真,或以真亂假,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使無智者頓入迷途,無識者難出泥潭。|Qī|shū|ωǎng|


真偽韜略在三國時代的軍事斗爭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孫子在其所著《孫子兵法·計篇》中指出:“兵者,詭道也。”講究詭秘,從而“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曹操注曰:“兵無常形,以詭計為道。”三國韜略家普遍認為,戰無其詐,難以勝敵。而先秦兩漢的不少智士認為,“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后將無復,非長術也。”(《呂氏春秋·義賞》)欺詐的作戰方法,可以偶爾為之,絕不可長此以往,一用再用,因為這不是長遠能用的方法。這表示了與孫子相反的意見,至少是不一致的意見。這種不同的說法,到三國時代,就沒有人再堅持了。人們不是反對這一軍事定律,而是積極設法識破欺詐之術,在自身識見上下功夫。


真偽韜略在三國時代的運用十分廣泛,大類有誘、迷、驕、誤、挑、動、疲、間等法。孫權將領周魴以兵不厭詐,利之誘之的韜略,大破魏曹休之軍。曹操西征,攻打馬超,曹軍以肥牛健馬引誘敵軍,使其緩于追擊,最后曹軍全師渡過黃河,未受損害。此為誘敵。賈詡在危急關頭冒充名將段颎外孫,威嚇手操生殺大權的叛亂氏人。此外還有趙云空城計等,為迷敵。官渡之戰中,曹操解白馬之圍,至延津南設下埋伏,解鞍放馬,丟棄輜重,致使袁軍中計,大將文丑被殺,此為示弱驕敵。鄭泰阻止董卓征兵,張松、法正勸劉璋迎劉備,孫權致書曹操稱帝,陸遜代呂蒙為統帥……均為誤敵。三國末期,諸葛誕反魏,司馬昭利用敵方矛盾,加以挑動,最后攻下壽春,殺了諸葛誕,用的是挑敵韜略。公元231年,吳將孫布向魏揚州刺史詐降,佯動欺敵,是為動敵。猇亭之戰中,陸遜利用劉備求戰心切的弱點,與其相持,疲勞蜀軍,在長達半年之久的時間中,使蜀軍的挑戰、求戰陰謀落空。當蜀軍被拖得精疲力盡時,陸遜尋隙而攻,將蜀軍打得落花流水,此為疲敵韜略。王允說動呂布謀殺董卓,杜預設法破壞東吳君臣關系,為間敵。真偽韜略在軍事上的使用極為普遍。


政治上,董卓入京,關東聯軍起兵反對董卓,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司馬懿輔魏……都是出于某個集團的需要,實施真偽韜略的結果。


外交上,劉備對袁紹、曹操、劉表的加盟,吳蜀聯盟的建立,東吳向曹魏的稱臣,劉備與劉彰的友好,曹操對西部勢力的寬容……都是采用真偽韜略,因時制宜的結果。


“戰陣之間,不厭詐偽”(《韓非子·難一》),頻繁的戰爭,使政治、外交乃至日常生活都帶上了軍事的烙印,充滿著險惡。何進被宦官殺害,丁原被義子呂布殺死,黃巾軍起義前夕唐周告密,劉虞被害,張溫被殺,張邈謀叛曹操,禰衡被害,楊彪被誣下獄,杜畿穩定河東,呂蒙奪取荊州,費祎遇刺,鐘會、鄧艾之死……世人如在刀鋒上行走,稍有不慎,便命歸黃泉。真偽韜略經三國時代刺激,發育得更為成熟。兵詭必疑,慮疑必敗。用兵打仗也好,政治、外交也好,日常活動也好,在充滿欺詐的環境下,必有值得可疑之處。當然毫無根據的懷疑,一定會導致失敗。


韜略家們必須煉就“火眼金睛”,明識真偽,才能在復雜、險惡的環境中,游刃有余,立于不敗之地。正是客觀現實的需要,三國韜略家們積極從事真偽韜略的探索,總結了一系列的實踐,在理論上形成明確的認識。


首先,真偽韜略運用的成功,必須營造真正的真,因為只有真實,那怕是表面上的真實,才會給人以信心,力量和行動的決心,最后使對方在信以為真的基礎上行動,謀方才會受益。曹操離間叔父與自己父親的關系;董卓虛張聲勢,設法讓他人感覺大批西涼軍隊進入洛陽城;趙云設空城之計;孫策誘劉勛進攻上繚;東吳數次誘曹軍深入腹地,加以打擊……都是以真動人,以真打人。


第二,真偽韜略適應于智囊對非智囊,高水平的智囊對較低水平的智囊,適應于剛愎自用、固執己見的決策者,適用于智囊不起重大作用的軍事、政治集團。如果雙方智力相當,則雙方的爭奪會演變為綜合實力的競爭,真偽韜略就沒有用武之地。諸葛亮的南征北伐,東吳的北攻西拒……均說明了這一點。


第三,真偽韜略不能創造永久性的價值,而只能帶來暫時的利益。曹魏的建立,蜀漢的歷程、東吳的盛衰,均清楚地表明,一個集團、國家的發展壯大,在于更深刻的原因,而不能靠真偽韜略。


第四,真偽韜略的使用會腐蝕韜略家本人,會腐蝕整個社會,曹操雖然霸業輝煌,但在三國時代,“奸雄”、“漢賊”之罵聲不絕于書,他的文化形象因其慣于使用真偽韜略,因其“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極端私心而受到嚴重影響。三國社會,險象環生,真偽難分,流風所及,民無誠信,虛偽、陰險、狡詐,殘忍的陰暗人格滋生,極大地腐蝕了民族肌體和社會組織。


由于真偽韜略在對敵斗爭中發揮的有效性和普遍應用性,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自然而然地擴大了應用面,導致社會環境的進一步復雜性,增加了社會的磨擦力,增強了各種力量之間斗爭的尖銳化,客觀上,也使得韜略家們身價百倍,因為他們的真知灼見,是真偽韌略的有力克星。



徐兆仁 2015/9/6 下午 08:28:31


[新一篇] 《三國韜略》作者:徐兆仁(四)

[舊一篇] 《三國韜略》作者:徐兆仁(二)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