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韜略》作者:徐兆仁(四)

突破精神防線:心力論


擊垮敵方有兩大途徑:一是從肉體上加以消滅,二是從精神上將其摧毀。前者為力取,后者為心攻。三國韜略中的心力韜略,有著嶄新的時代內容,是中國韜略理論百花園里的一朵奇葩。


三國時期的心力韜略沿著《孫子兵法·軍爭篇》“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的思想,繼續向縱深發展,韜略家們提出:


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三國志·蜀書·卷三十九·董劉馬陳董呂傳》注引《襄陽記》)


此論經諸葛亮征南中時對孟獲的“七擒七縱”實踐,而得到了高度評價,攻心思想也因此被吸收為心力韜略中的一個重要原則,受到后人的重視。


三國攻心原則是作為力取原則的一個重要輔助手段而被運用的,據《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


(諸葛)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所并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通“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七擒孟獲之事不見于陳壽所著《三國志》,司馬光《資治通鑒》則予以采用。根據諸葛亮自《隆中對》以來一貫主張的“西和諸戎,南撫夷越”政策,南征中采用馬謖“攻心為上”的計策和孟獲后任蜀漢御史中丞的事實,七擒七縱孟獲,攻心服人之舉不至于是捕風捉影之談。諸葛亮對孟獲展開的心理攻勢,是以有利的政治、軍事、外交環境作為后盾的。而強大的力攻已經給對方造成了心理壓力,使之產生心理動搖,陷于心理崩潰狀態。諸葛亮變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變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使得南征順利結束。諸葛亮以心力韜略,取各族強壯者為兵,增強軍隊的戰斗力;取各族貢賦,彌補蜀漢物資的不足。穩定南中,“夷漢初安”,為日后北伐奠定了較好的后方基礎。


鄭渾廣開降路擊破梁興,鐘會先聲奪人、攻心為上等戰例,均屬心力韜略的巧妙運用。


三國心力韜略除了心攻力取雙軌齊下,互補互用的原則之外,就是單獨發揮攻心、心戰的作用,去取得“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偉大勝利。同是攻心韜略,形式則多種多樣。


攻心韜略的第一種形式是發揮傳統力量。傳統之力,足以撼動人心,激發群情。董卓聽說關東起兵,遷天子定都長安,自留洛陽,并燒毀宮室。對此行徑,曹操一針見血地說:


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三國志·武帝紀》)


董卓原本可以利用漢代皇帝的巨大號召力,使關東聯軍之舉在輿論上成為叛逆行為,從而贏得全國民心,至少是暫時地贏得,立住腳跟,以圖進取。結果卻坐失良機,反而使自己被推到輿論的對立面,極大地失去人心。相反,曹操有此認識,機會一旦出現,就及時抓住不放,挾天子以令諸侯,使大批智囊人物遠來相附,也使中原民心投向己方。


攻心韜略的第二種形式是深入敵人的內部,實施分化瓦解,破壞對立陣營的心理結構,使事態朝有利于我方的趨勢發展。三國韜略家們大都能夠設法了解對手的性格、氣質、特點和弱點等心理因素,對癥下藥。劉備爭取張松、法正、孟達等劉彰部屬之心,呂蒙、陸遜計襲荊州,曹操間離韓遂、馬超,王允分化董卓、呂布,曹操退兵激化公孫康、袁尚矛盾……無不深入敵人之心,不露破綻,使對方在不知不覺中走向預先設計好的圈套,完成攻心大計。


此外,通過交往、語言、事理、外力、形勢等各種形式,收取攻心奇效。


古人云,“得人心者得天下”。三國政權,鼎立而存,實為天下人心歸屬分流所致。


三國心力蹈略的第三個原則就是充分發揮智與謀在其中的作用。“上兵伐謀” 之謀,包括謀取人心。王肅治民以信,賈逵得道多助,劉備得人死力,張魯以教治國,田疇保民而王,曹操招降納叛,孫權征少數民族為兵,都充分表現了智與謀在其中的特殊作用。兵強于心,不強于力。攻心之法,必以智為本,以謀為用,方能奏效。解剖每一個集團,其最初的凝聚,后來的發展,經歷的衰盛,最后的成敗,無不可以心的聚散為標志、以人心的歸屬為尺度加以衡量,作出結論。


沖突雙方的最大也是最后的防線,是精神筑就的防線,無論武力也好,輿論也好,無不對準這一點而發。各個集團的任何韜略,也無不是為了加強或沖擊這一防線。認識這一點,對于我們認識三國心力韜略的價值、意義,以及變幻莫測的三國形勢、人生百態,無疑會有橫掃風云,廓清天宇,洞若觀火,豁然開朗的暢透明快之感。


撥云見日:謀決論


三國時代,是斗智斗謀的時代;三國的歷史,是韜略家左右命運的歷史。


韜略家們服務于各大集團,他們與所在集團最高統帥者的關系,是謀與決的關系。三國時期各大集團的發展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種關系。


謀決理論在三國時期發展的側重點是實用性、創造性、靈活性、久遠性和滲透性。


謀與決的價值,早被人們所認識,《尉繚子·兵教下》記載:“傷氣敗軍,曲謀敗國。”軍隊中士氣低落、沮喪,必然失敗;而謀略錯誤,就會危及國家。《左傳》曾總結過決斷的重要,“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在斗爭激烈的戰亂年代,謀與決的正確與否,直接影響到個人、集團、國家的生死存亡、成敗禍福,因而人們對謀與決的重視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三國時代,謀決理論十分重視自身的實用價值,有著強烈的現實感、迫切感和使命感,而較少虛幻色彩。三國時代,政治、軍事、外交斗爭的實踐表明,成敗的雙方,實際上是重視謀決與忽視謀決,謀決水平的高與低,謀決結合的好與差等因素造成的。何進、董卓、呂布、袁紹、袁術、公孫瓚、劉表、劉彰、劉禪、孫皓等,均為無謀而敗,誤決而亡。相反,曹操、劉備、孫權等則因有謀而勝,善決而存。謀決理論中的實用性原則促使運用者去建立龐大的智囊團,韜略家們正是在這個組織機構中發揮其才干。


實施謀決的最大難點即在于創造性,因此,三國時代的韜略家們在這一問題上狠下功夫,并作出了突破。首先,注重設法網羅智囊。曹魏的智囊團人員多達八十余人,水平之高,人才之眾,陣容之強,作用之大,在爭霸的集團中首屈一指,成就也最大。第二,積極發揮智囊的作用。蜀漢諸葛亮采用集思廣益之法,發展霸業,·其中諸如以攻為守,心攻為上等戰略,均通過集思廣益的途徑創發。三國時期各大集團均注意到“智不備于人,謀必參諸群士”的戒律和“謀之欲眾,斷之欲獨”,“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的古訓,走上勝利與成功之途。第三,運用逆向思維。孫策、孫權和劉備等人跳出中原激戰的旋渦,向西南、東南發展,以圖成功。曹操在群雄割據,視朝廷、皇帝如棄履的情況下,尊王攘夷,挾天子以令諸侯,在政治上取得成功,并在軍事上也進展順利。劉備凡事與曹操對著干:曹以狹,劉以寬;曹以急,劉以緩;曹以殘,劉以仁。由此樹立自己的良好形象,吸引更多的支持者。逆向思維的運用范圍極廣。成果也極為突出,對謀決理論效益的體現也很大。第四,謀決主體的緊密團結,使得謀決的創造性原則達到最佳狀態。董卓與呂布謀丁原,王允與呂布謀董卓,曹操、荀彧、荀攸、郭嘉等謀袁紹,劉備與諸葛亮、龐統謀荊州、益州,孫權與呂蒙謀關羽,孫權與陸遜謀劉備 ……正是這種親如魚水的融洽性,使得謀決的創造性得以爆發出強大的能量,作出驚人的奇謀妙決。


謀與決能否保持靈活性,是三國韜略家積極思考并付諸實踐的重要問題;客觀情況瞬息萬變,能否在復雜多變的形勢下保持正確的狀態,是個十分棘手的問題。三國韜略家對謀決理論中的靈活性原則,予以高度的重視,他們探索的結論表明,靈活性實為謀決的生命線。曹操對袁譚的聯合,孫權對曹魏的稱臣,諸葛亮對東吳的立場等重大政治、外交、軍事事件,充分表明了三國韜略家們對靈活性原則的認識高度。


“謀先事則昌”(《說苑·說叢》),事先謀劃,就會成功,這表明謀劃與決斷相對于現實中的發生的事、計劃要去實施的事存在著時間上的超前性。這種超前性若從謀決角度而言,則存在久遠性。俗語說,深謀遠慮,當機立斷。一旦淺謀、則臨時無策;人無遠慮,則有近憂。謀與決的久遠性,是任何一個韜略家所必須要面對的重要問題,這在實際上,是具體的謀與決的指導方針。曹操聽取一批智囊之論,放眼社會歷史發展大勢,制定了一系列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策略,謀深慮遠,堅定不移,從而擊敗強手,統一北方。劉備聽從諸葛亮隆中對策,百折不撓,終于在西南部中國稱霸,成為鼎立之足。諸葛亮南中政策的制定,孫權聯劉計劃的敲定,呂蒙襲奪關羽荊州的思想,曹魏統治集團對北方少數民族的策略……無一不是謀決久遠性原則的體現。三國時代的韜略之士對于謀決久遠性原則的理論貢獻在于:精通歷史大勢,洞察社會現實,掌握多種思想工具,把握問題的實質,他們對于物理、哲理、事理、情理的深入了解,對于體制、傳統、形勢、環境的準確把握,保證了謀劃的深遠性,一旦決策者采納這些方案,就會顯示巨大的威力。三國時代那些高水平的韜略家中,都具備高瞻遠矚的素質,原因即在于此。正是這種謀決理論中的久遠性原則在三國時代得到高度重視,從而使既定的割據形勢能長期地維持下去,直到這一原則在決策者手中廢棄。


滲透性原則是謀決理論付諸實踐、走向成功的關鍵。所謂滲透性,是指謀決主體、謀決雙方的高度協調。正是由于這種滲透性,才使謀劃和決策得到不斷的修正、調整,從而發揮其最大的效能。滲透性原則使謀與決能適應形勢,作出最快的反應;使謀決雙方能承担最大的壓力,發揮內在力量的極限。曹操集團中智囊云集,這與曹操奉行的政策在某種意義上同智囊的理想、目標存在著一致性有密切的關系,而這種關系決定了智囊為曹操霸業獻計獻策,不遺余力。劉備與張飛、關羽、諸葛亮、龐統、法正等韜略家的關系,也充分表明謀決雙方存在著高度的滲透性。這種滲透性的狀況再進一步發展,即轉化為融合性、一致性,從而保證了決策的正確性。否則,諸如沮授、田豐等一流水平的韜略家,在袁紹陣營中卻一籌莫展,因為謀決雙方的滲透性程度極差,甚至到了阻斷不通的地步。不過,謀決過程中滲透性原則被踐踏,也就根本無法指望決策的正確與行動的順利。


先謀后事者逸,先事后謀者失。然謀而不決,多謀少決,優柔寡斷,好謀無決,則枉費心力,徒勞無功。三國韜略家們恰到好處地把握了謀決的分寸,改變了命運,也改變了前途。他們十分豐富的謀決實踐,為謀決理論的建立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素材。


向虎豹借取膽魄:勇怯論


兩軍交戰,如何使怯者不得獨退,勇者不得獨進,發揮整體優勢,取得最大效益,是三國韜略家們共同關心的問題。而使怯懦者有剛猛膽魄,勇猛者有文韜武略,更是三國韜略家改造形勢,扭轉敵我力量對比的難題。


何進握有重權,面對宦官專政局面,卻束手無策,怯懦如鼠,以至調動京城之外的軍隊,加以鎮壓。結果紛紛揚揚,走漏消息,被宦官設計,斬于宮闈之中。造成董卓進京,引狼入室,廢黜少帝,改立獻帝,京都大亂。在此之前,曹操聽說何進的對策,大加恥笑,以為:


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以權寵,使至于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書》)


而袁紹誅殺宦官的情形是:


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后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余人。


何進之策,為怯者所為;曹操之論,為智者所言;袁紹之行,為外勇內怯者之舉。決策者的氣度品性,雄勇怯弱之異,造成截然不同的后果。依曹操之智,何進擒宦官“一獄吏足矣”,袁紹制宦官“不當假(通‘借’)以權寵”即可,根本不必興師動眾或大張殺伐。而曹操之智的價值所在,是啟發人們作這樣的思考:智謀韜略可以賦于人極大的勇氣,也可以節制魯莽剛暴之勇。換言之,在韜略家手中,勇怯的情狀可以逆轉。利用這一逆轉,即可創造勇怯韜略。


韜略家們認為造成勇怯的區別,除了人的自然稟性之外,還在于人們對于客觀世界、外部形勢的認識與否。曹操深知董卓無道,不顧兵力單薄,西進滎陽汴水,雖敗于董卓將領徐榮,但豪氣沖天,表現了非凡的勇敢。相反,關東聯軍十萬之眾屯兵酸棗,瞻前顧后,猶豫不決,不敢進兵,其統帥對形勢的認識淺薄,決定了行動上的畏懼怯懦。荀彧之所以在官渡之戰曹軍兵力為袁軍的十分之一,被圍缺糧,岌岌可危之時,連曹操都要打算退兵之際,表現出大無畏的勇敢精神,關鍵在于他認識到“先退者勢屈”之理,曹軍扼袁軍之喉使其不能前進之勢,袁曹雙方已對峙半年,袁軍“情見勢竭,必將有變”之機和出奇制勝之時。


赤壁之戰前夕,孫權接到曹操的一封書信,上稱:


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于吳。(《三國志·吳主傳》注引《江表傳》)


東吳上下震恐,膽破心驚,議者都認為:


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指孫權)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沖斗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眾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三國志·周瑜傳》)


東吳大臣如張昭、秦松等人懾于曹操的強大威勢,紛紛認為雙方實力懸殊,主張投降曹操,表現了怯懦的心理。而諸葛亮、魯肅、周瑜等深入分析雙方,不被表象所蒙蔽,認為曹操南下,利少弊多,雙方交戰,取勝可能性極大,因而生出無限膽略,力主抗戰。正是因為諸葛亮等韜略家的真知灼見,高瞻遠矚,才帶來抗戰的百倍勇氣。勇怯之別,受認識的影響,由此更可察見。


魏吳合肥之戰,也是能闡述勇怯之別受智略影響的深刻道理。曹操征伐漢中的張魯,留七千人屯守合肥,孫權率領十萬之眾,將合肥團團圍住,張遼、樂進、李典遵曹操之計,奮力抵抗。張遼表現尤為出色,披甲執戟,沖鋒陷陣,叱孫權于萬軍之中,拔部眾于重圍之內,勇猛如虎,使得吳人奪氣喪膽,合肥城十余日保守完好。張遼固然為魏勇將,但更因為他是智將,所以敢于信心百倍,以寡擊眾。戰前,張遼有一個思想認識:


公(指曹操)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后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 (《三國志·張遼傳》)[奇+書+網]


三國韜略家們還認識到,勇怯之別,在于外部壓力的大小與否。于是,勇怯韜略的使用,便講究營造各種壓力,使勇者為怯,怯者為勇。曹操反擊劉表、張繡聯軍,運用步騎夾擊,大獲全勝。荀彧詢問原因,曹操指出:“虜(指劉、張聯軍)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三國志·武帝紀》)原本曹操前后受敵,形勢十分不利,然而曹軍為返國之兵,士氣奮發,又陷入死地,不力戰則無路可走。外部的高壓,激發了士兵的潛在能力,人人浴血奮戰,終于變怯為勇,擊敗敵手。曹仁勵眾勝敵,于千軍萬馬中救出部將牛金。趙云面對強敵,急中生智,設空城計破敵。三國時期,在強敵面前,危急之中,使怯者為勇之例,是相當多的。至于虛張聲勢,聲東擊西,示形作偽,設為疑兵,迫使強敵退兵,勇者喪膽之例,亦不勝枚舉。


三國勇怯韜略的使用,還講究互變之術:大勇若怯,大怯若勇,勇生于怯,怯生于勇。大勇若怯旨在使對手解除思想上的武裝,不以為意,然后猝起,予以致命的打擊。陸遜反擊劉備,司馬懿謀除曹爽,呂蒙、陸遜對待關羽等,均屬此類。大怯若勇,是營造虛勢,恫嚇敵方,以便撤退。陸遜從襄陽退兵,孫堅擊海盜胡王,于魯陽城收兵等,均為典型。而勇怯之變,則由勢而成。


三國爭霸,離不開力的拼搏、智的較量,力搏以智為本,智斗以力為用。而力斗中勇怯異勢,則勝敗有別。由于三國韜略家們創設的勇怯韜略能改變爭斗雙方的原有力量對比,使勇者喪魄,怯者壯膽,因而被廣泛運用。而那些影響歷史發展、形勢格局變化的重大設計,則是高明的韜略家的杰作,非一般人士所能效法。


化解千鈞之力:剛柔論


三國以前,人們對剛柔的認識已形成一些重要的觀點。《老子》上說:“柔弱勝剛強。”(《老子》三十六章)《淮南子·兵略訓》指出:“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柔能制剛,弱能制強。”(《三略·上略》)以柔克剛,成為弱小集團或勢力尋求的有力武器。


三國時代,群雄爭霸,更多的是以剛克剛,實力碰撞,但那些掌握剛柔韜略的勢力,則發展迅速,所向無敵。一旦敵對的雙方旗鼓相當,不相上下,那么剛柔韜略的運用則更為重要。因為剛強而無柔韌,部隊的戰斗力勢必喪失殆盡。當然,純柔純弱,則其勢必削。只有能柔能剛,不柔不剛,剛不可折。柔不可卷,才 能真正達到以弱制強,以柔制剛。


三國韜略家對于剛柔韜略的理論貢獻有三個方面:


一、剛柔相濟,優勢互補。曹操迎接漢獻帝,進而以此為政治資本,是剛中帶柔,柔中藏剛。網羅群英,任其所長,不為個人喜怒為斷,是藏剛露柔;而賞罚分明,御之以道,是柔中寓剛。諸葛亮說服孫權抗擊曹操,言辭中剛柔相雜,促使孫權下定決心主戰。南征孟獲,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剛柔并重,實效顯著。孫權對曹魏的政策,內強則剛,內弱則柔,作為調節器,用于同蜀漢的外交斗爭。司馬懿對付曹爽集團,外柔內剛,先柔后剛,剛以柔為用,柔以剛為體,終于取得權力斗爭的勝利。


二、以柔克剛,取勝之道。三國韜略家所輔佐的集團,大都經歷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寡到眾的發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往往面對極其險惡的形勢、強大的對手、難以逾越的障礙。從而,如何戰勝比自己強大得多的敵人,就成了當務之急。嚴峻的形勢,促使了對剛柔韜略的研究,促進了對以柔克剛原則的探索。以柔克剛最先為老子韜略思想的精華和核心。老子從自然界的大量現象觀察到了這些結論:“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老子·七十六章》)“物壯則老, 是謂不道,不道早已。”(《老子·三十章》)“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折。堅強處下, 柔弱處上。”(《老子。七十六章》)只是“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三國韜略家們積極尋求軍事實力以外的途徑,發展自己,并逐步將其轉化為實力,從而將以柔克剛的原理轉化為可操作性的法則。克剛之柔的內涵,被三國韜略家們詮釋為傳統觀念,如王權至高無上的思想,仁義道德的理想等。柔的內涵被賦于新的政治模式,如太平道、五斗米道的政治綱領。柔的內涵被理解為軟性的、妥協的、和平的方式,如聯盟的思想、統一戰線的思想。柔的內涵被確認為一種文化內核,如以漢族文化吸引周邊少數民族的思想等等。從形式上觀察,與軍事抗衡相對的政治、外交、經濟、貿易活動的頻繁開展,也可以認為是對柔的內涵的一種拓展,總之,三國時代的韜略家們以其卓有成效的實踐活動,將古代難以實際運用的以柔克剛韜略理論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三、取之以剛,守之以柔。韜略家們認為,攻城掠地、克敵制勝,無不以剛為主,以柔為輔。而一旦結束激烈的爭奪,則剛退柔進,柔主剛副。董卓以剛繼剛,劉彰柔而又柔,袁紹剛柔錯位,劉表剛柔無適……最后均遭失敗,不能成就霸業。曹魏篡漢,司馬氏代魏,均取之以剛、守之以柔。民眾并不呼嘯反對,社會并不因此而亂,關鍵即在于其所制定的政策、方針不是以暴代暴,而是以柔克剛。孫權的繼承者們,尤其是孫皓,守之以剛,守之以暴,從而加速了滅亡。


無敵之敵:內外論


董卓氣焰囂張,結果,部下呂布被王允吸引,兩人聯合攻殺了董卓。袁紹 “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眾”,而殺田豐,黜沮授,官渡敗后,二子爭強,慘淡經營,毀于自家。曹操南征北戰,創立曹魏基業,數代之后,被司馬氏取代。劉備集團經營蜀漢,不遺余力,諸葛亮竭盡智謀,死而后已,鐵打江山。毀于劉禪,蜀漢霸業,二世而亡。東吳孫氏,盛時能抵御曹操數十萬南下大軍,衰時殺戮良將大臣,自毀長城……三國時代,那些富有戰斗力的集團,不是被敵對勢力所兼并、消滅,就是被自己或者自己培養的勢力所葬送。而那些曾幾何時無敵于天下的勢力,無一不是首先被自己所擊垮,然后被敵對勢力所擊敗。當事者的困惑,旁觀者的不解,成為韜略家下大力氣去探索、解決的課題。而內外韜略的提出,就使這些困惑煙消云散,使不解之謎迎刃而解。


內外韜略將攻擊的爆破點選在敵方內部,使其內部震蕩,然后以外力摧之。皇甫嵩遣突擊隊沖出重圍,在波才黃巾軍包圍圈內放火,造成震動,然后率兵沖擊,取得勝利。官渡之戰中,曹操接受前來投奔的袁紹謀士許攸之計,率領精騎五千,深入袁軍后方烏巢,燒毀袁軍屯糧。烏巢糧谷被燒的消息傳到官渡,袁軍上下軍心浮動,張郃、高覽等率部投降曹操,袁軍其他將士不聽從袁紹指揮節度,奪路逃命,袁紹、袁譚父子率領僅存的八百騎兵匆忙渡過黃河,逃回到冀州。曹操為了穩定河東,派杜畿插入內部。赤壁之戰中,黃蓋詐降,取得曹操信任后,以蒙沖斗艦裝置干荻枯柴,灌以油膏,乘風而進,發動火攻,突入曹營,打開缺口。劉備奪益州,有張松、法正等在劉彰內部潛伏。趙儼穩定韓遂、馬超舊部,以分而治之之計.在其內部釜底抽薪。曹操篡位,在漢朝廷中另立魏國,夷滅密謀搞垮曹操的董承等人,殺了董貴人、伏皇后、皇子及漢室百官,架空漢王室,以便取而代之。諸葛亮北伐之際,東吳乘魏西進而北上。司馬懿發動旨在攻滅曹爽的政變,是乘曹爽與魏少帝往謁明帝高平陵,使郭太后下詔關閉城門,以腹心之地的占領為優勢。舉凡禍起蕭墻、釜底抽薪、里應外合、取亂侮亡等計策,均可屬于內外韜略。


內外韜略將信息的觸角伸向敵方內部,使其任何變化,均能及時反饋回來,從而迅速設計應付的策略。其中具體事例遍于史書,此不贅述。


三國內外韜略十分重視內部的建設。各大集團的決策者及其智囊,在其開初的發展階段,均極其注意加強內部的凝聚力。擴大智囊規模。增強人才的素質,荀彧脫離袁紹陣營,歸依曹操。曹操大悅曰:“吾之子房(即張良)也。”曹操得荀攸,接談之后,大悅,對荀彧、鐘繇說:“公達(荀攸之字),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曹操召見郭嘉,談論天下大事后,曹操說:“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曹操集團的智囊是三國各大集團中陣容最強大的。曹操刻意追求內部建設,是其精通內外韜略的突出反映。劉備三顧草廬,得諸葛亮出山相助。當關羽、張飛對諸葛亮表現出一些不服心態時,劉備解釋說:“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愿諸君勿復言。”東吳孫權同樣精于內外韜略,延覽周瑜、魯肅、呂蒙、陸遜,一時間人才鼎盛,蒸蒸日上。三國早期的最高決策者還致力于政治、制度、經濟、軍事、外交的建設,努力發展、壯大自身。而后期的最高決策者則與開國者相差懸遠,不可同日而語。他們或昏庸無能,或柔弱寡識,或目光短淺。或剛愎自用,以致山河日敗、形勢日危,最終被強敵消滅。而強敵之敵,不是別人,正是后來日趨腐敗的他們自己。


三國時代,內外韜略在對待內與外的關系上,是側重于內的。諸葛亮的大策是:“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改理。”陳壽評其為“識治之良才,管(仲)、蕭(何)之亞匹矣。”四大原則中,有三點是針對內部問題而提出的。曹操與袁紹共同起兵討伐董卓之時,就前途問題,曾作過對話,袁紹以為:“吾南據河(黃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側重外在因素。而曹操則認為:“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側重內在因素。曹勝袁敗,不由戰定,二人對內外韜略的識力即可判明。孫策臨終之時,對其弟孫權說:“舉江東之眾,決機于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孫氏對內外韜略的認識深度,由此可見。而孫策重外,孫權重內。因孫策早死,東吳政權的重外一線,進展緩慢。而因孫權執政,重內之舉,則較孫策時大有突破。


內外韜略十分講究內與外的配合一致,無所偏廢。蜀國由于關羽之敗,包圍魏國的戰略形勢非但不能形成,國內也受到來自東吳的壓力。加上劉備失策,猇亭之戰遭到慘敗,元氣大傷,內部再怎么發展,也難展鴻圖。曹操由于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過份追求內的一面,將相當一部份精力用于爭權奪利的斗爭,發動赤壁之戰,以求—戰而勝,企圖在統一全國之時實現篡漢愿望,結果促使孫、劉結盟。形勢向三國鼎立的格局發展。三國時期,各國相對重內的政策導向,也強化了三國鼎立的形勢。


三國內外韜略屬于規劃型韜略,實踐證明,這—韜略的成功運用,即能成為無敵者之敵。


成敗禍福的原點:動靜論


三國時代是個動亂的年代,這種動亂,忽如暴風驟雨,使人難以行動;忽如萬馬奔騰,使人不可抵擋;忽如洪水猛獸,使人落荒而逃;忽如驚雷閃電。使人猝不及防。個人、集團、乃至一個政權,如何在這種難以逆料的動亂中保持正確態勢,就成為—個十分現實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選擇,成了三國韜略家和統帥們的最高使命。作為選擇的基本型式,動靜理論便成為引人關注的課題。


三國時期的動靜理論,最大限度地吸取了傳統的成果。從態勢的營造上,不動如山、動如雷震。從價值觀念上,非利不動,合于利而動。從目標的確立上,動而不迷,動而勝人。從運用的靈活上,懸權而動,動于九天之上。此為善動的標志和原則。從動與靜的內在原理上,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反過來 將這一原理運用在實踐中,便產生形形色色的從靜、動、止、行出發而去達到安、危、方、圓的目的。


三國時代動靜韜略的新的發展,重點表現在互補性、隱秘性和制約性上。


無論三國時期的軍事、政治或外交、一動一靜均意味著決策的效益趨向,發展過程中往往也同時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力量制約。因此,動靜韜略的使用,一般都以決策者的眼光見識來作為選擇的前提。察而后動,謀而后動,見機而動,視利而動等原則,幾乎成為這一時代韜略家們的規箴。


動靜韜略中的互補性原則,被三國時期的韜略家們所充分認識。互補性原則的具體內容是:一動一靜,一靜一動;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整體動而局部靜、整體靜而局部動;外動內靜,外靜內動;先動后靜,先靜后動等等。官渡之戰期間,曹軍正面動而側面靜,對西部割據勢力采用穩定、妥協的辦法,以免背腹受敵。前方靜而后方動,根據袁紹個性,敢于出兵,擊敗劉備。正面牽制袁軍,出奇兵搗毀袁軍后方基地。一動一靜、—靜一動的動靜韜略使曹軍化不利為有利,有力地發揮了原有的實力。孫權在對魏蜀的外交策略上,基本型式為聯蜀抗魏,但也有時聯魏抗蜀,其韜略手法,也不出一動一靜和一靜一動,避免多方受敵,難以應付。諸葛亮受命于動亂危難之際。運用動靜韜略的互補性原則,較好地處理了東西線的關系、內外關系、軍事與政治關系。


與互補性原則密切相關的是隱秘性原則。動靜韜略的互補性原則在實施過程中,往往得有隱秘性原則作掩護,方能奏效。隱秘性原則的具體內涵為,陰動陽靜,陽動陰靜。劉備投奔袁紹、曹操,龐統襲奪益州之策,諸葛亮游說孫權抗擊曹操,呂蒙向關羽攻擊,呂蒙計敗郝普,諸葛亮北伐退兵,陸遜撤圍退兵,吳殺諸葛恪……無一不用陰動陽靜的韜略。而諸葛亮進兵南中,孫吳解決賨越問題,都是陽動陰靜韜略的成功典范。動靜韜略的制約性原則,主要指以靜制動。孫堅靜退董卓圍攻。張遼靜定軍中之亂,荀彧反對曹操圍擊張繡,趙云空城計。諸葛亮在劉備死后的治國方略,司馬昭制服鐘會,羊祜、杜預的對吳策略……極大限度地發揮了以靜制動韜略的作用。田豐、沮授、賈詡、傅干、張范、田疇、崔琰、華歆、司馬朗、杜畿、張遼、傅嘏、桓階、崔林、郭淮、王基、諸葛亮、王平、孫堅、呂蒙、陸遜等韜略家,均是運用以靜制動韜略的高手。他們在實踐中創設了十分巧妙的計策,將以靜制動的動靜韜略原則推進到—個新的臺階。


由于三國時期玄學的興起,《老子》、《莊子》、《周易》思想廣為流傳,這使以靜制動的韜略原則、動靜韜略中靜的思想內涵得到了很大的發揮。面對動亂的形勢,曹操視之若閑,以為御之以道,則能化亂為治。諸葛亮則滿懷信心。寧靜以致遠,指點江山,規劃鼎足之勢。在曹操大軍壓境的嚴峻形勢下,周瑜神閑氣定,部署有方,以靜制動,以逸待勞、表現了寬闊的胸懷和氣度。亂世之中,卻有無數鎮靜之士,力挽狂瀾,撥亂反正,形成與時代形勢的鮮明反差。所有這些,均表明了三國時代動靜韜略的發展。韜略家們堅信暴雨不終朝,亂去治必來的規律,鎮靜自若,因勢利導,從事物發展的內在趨勢、世界演變的長遠軌跡出發,謹慎地進行選擇,大膽地從事行動,努力從事物的內在邏輯和外在因素雙方考察,決定動靜。使事物的發展沿著既定路線進行,從而取得預期的良好后果。


智囊鎖鑰:陰陽論


三國以前的傳統韜略均認為,“謀之于陰、成之于陽”,“難知如陰”,“陰以圖之”。事實上。古今中外的任何計策,為使其實施成功,必然要求處于陰的狀態。陰的狀態,即絕密狀態。競爭激烈的時代,爭奪的雙方中。若有一方的行動方案、行動計劃被泄露,無異使自己成為別人的刀下肉、俎上魚。任人宰割,無力反抗。密謀、陰謀的原始意義,即是如此。至于對這種陰的貶斥意義,則為時代的倫理道德觀念所使然。這種意義上的陰陽韜略在三國時代仍然被遵循。違背之,或謀泄而敗,或機露而亡;成功者,總是諱莫若深,密不示人。


三國時期陰陽韜略的發展,并不停留在上述方面,而是將陰陽韜略提到智囊鎖鑰的高度進行認識,加以總結。


韜略家們將陰陽視為事物的現象和本質,認作包括人類社會、世間事物在內的宇宙規則的消息,看成形勢變化發展的內在邏輯與主流。因此,誰能把握陰陽,誰就能把握命運;誰能洞知陰陽,誰就能洞察—切,高瞻遠矚。從這種意義上說,陰陽韜略,實質上就是一種獲得真知灼見的韜略。


東漢王朝行將崩潰,軍閥割據勢力的形成,暴政必將被民眾推翻,王權的巨大號召力,北方中原的戰亂,三國鼎立的形成,魏、蜀、吳之間的既斗爭又聯合,回歸統一的趨勢……被不少韜略家所洞知。基于對形勢發展的清醒認識,選擇或創建各種組織。崛起—方,爭奪天下。由于朝廷的失控,起兵割據便是最佳時機。由于軍閥蜂起,武力奪取政權便成為最有效的道路。認識到暴政被民眾所唾棄,新的政權必須改弦更張才能生存。深知王權的潛在力量,就不因皇帝蒙塵而不予迎請。中原戰亂,難解難分,就會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另辟蹊徑,另謀高明之策。面對種種社會現象的發生,若能從深處尋找原因,就能把握本質,察知社會、歷史、心理、情理、事理、物理等內在因素,就能超前思維,早作準備,提前動作。勝于無形。


陰陽韜略重在對事物本質屬性的把握。重在對事物本質變化的測度。因此,所有其他韜略,都是以上述前題為起點,進行創設。一旦離開這一前提,許許多多的具體韜略,在實施過程中就會被對方識破,從而無法奏效。


三國韜略家們為了打開智囊的寶藏,首先在掌握陰陽韜略上下苦功夫。他們大都博覽群書,吸取精華;體察玄理,直契道要;深入社會,洞知細微;反復比較,權衡輕重。從而對事理、情理、物理、哲理獲得超乎常人的獨到認識。他們深知事物的矛盾、動力、變化、定勢不在其外,而在其內;陰不在陽外,陽不在陰外;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于是注重從內部認識問題,為解決問題找到了捷徑。


三國時期陰陽韜略注重對社會問題的全面把握,對歷史的深入了解,對宇宙的獨到體察。所用的方法、除了理性的分析、綜合、歸納、推理之外,還運用直覺體悟,整合事物本質所暴露的蛛絲馬跡、碎片殘塊,以獲得真知。并根據這一從事物對象所得出的準確認知,作出相應的對策。


三國時代一流水平的韜略家及其韜略實踐,均清楚地表明了陰陽韜略與其他韜略的關系和區別,陰陽韜略對于一個大韜略家的重要性。試想。一個能直楔韜略堂奧的哲人智士,與不知大道陰陽的江湖術士,他們所分別設計的具體韜略之間,該是具有何等不同的差異。


陰陽韜略幫助了韜略家獲得總體認識,荀彧、賈詡、諸葛亮、魯肅等人的選擇,正表明了他們精通時勢的變化,表明了陰陽韜略在他們手中的成功運用。在這一前提下,他們發揮各自的才智,為所在的集團設計了霸業藍圖,或走出困境,或走向興旺。


前程從此輝煌:有無論


有與無是三國時代韜略理論中的重要范疇。運用有無理論,就可以從根本上改造當前所處的境況,創造輝煌、燦爛的前程。


綜合三國時代的韜略類型,有對抗性與非對抗性韜略,有戰略性與戰術性韜略,有思維性與實踐性韜略,有對外性與對內性韜略,有創造性與工具性韜略,而有無理論即屬于創造性韜略。


與玄學中的有無理論不同,韜略中的有無理論不注重對世界本體的探討,而是將重點放在實現既定目標、營造有利格局、改變敵我關系、走向霸業峰巔上。


三國韜略中的有無思想,內蘊十分豐富、深刻。擷其要者,大致有這么幾個方面:一是化有為無,實現本集團的根本利益。二是從無到有,創建新型政權與實力。三是有無對抗,發揮己方優勢。四是有無相依,作為對策的兩手。


自從黃巾起義動搖東漢統治的根基之后,英雄豪杰紛紛崛起,他們借重東漢政府的封號,發展自己的實力,條件成熟時,就完全脫離與朝廷的關系,斬斷各種對朝廷的義務之索。化有為無,實質上是清除了外在力量對自己的束縛,擺脫了敵對勢力對自己的控制。由于新的力量在發展過程中不可能不暫時依附舊的力量,同時,新的力量發展到一定程度,不可能不脫離舊的力量,化有為無韜略的運用,就成為十分必要和重要了。東漢末年朝廷中的一些政治勢力既依靠宦官,又打擊宦官。各政治派別既把皇帝抓到手里,又千方百計削弱皇權,各路豪杰反擊董卓,卻又不敢真拼實打。各大軍事集團都利用少數民族的軍事實力,卻又不斷對其加以分化瓦解。劉備到處投奔,寄人籬下,卻始終借助外力又限制外力,最后發展自己的實力。魏、蜀、吳三國在外交關系中的立場變化,也頻繁地采用化有為無韜略,或粉碎對方的企圖,或轉嫁矛盾、壓力,或在雙方斗爭中,尋求利益。曹操從丞相到魏公、魏王,步步擴大個人勢力,置東漢朝廷于虛設。司馬懿如法炮制,安插親信、黨羽,從曹魏手中奪取政權。鐘會在滅蜀后尋求個人勢力的發展,企圖在蜀地建立新的獨立王國。無論是大的集團,抑或是小的派別、無不尋求自身的發展和壯大,化有為無的韜略原則被運用得十分廣泛。實踐證明,這是掃清前途障礙,從內部取而代之,從外部削而弱之的有效手段。


三國韜略中有無理7的另一個原則是從無到有。各派在創建新的政權、擴大實力之前,都在運用從無到有的韜略原則。至于那些未能自覺運用者,不是被別的勢力所吞并,就是被擊敗。魏、蜀、吳三國的創立者,在敵手如虎、強者如林的動亂時代,之所以能自立一國,關鍵在于他們有一套切實可行的、從無到有的發展規劃。曹操取天下,有一套獨特的韜略,其從無到有原則,著重體現在“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的思想中。曹操收攬天下的杰出人才,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智囊團,終于贏得旁人難以比擬的勝利,比起曹操來,袁紹就顯得大為不如,袁紹看不到人的力量,以為“南據河(指黃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在有無理論的修善上不及曹操,最后優勢轉變為劣勢,終于敗北。劉備取天下,歷盡坎坷,后遇諸葛亮,終于認清形勢,從無立錐之地,到有巴蜀之險,成為鼎足之國。孫策、孫權避實擊虛,營建江左,從 無到有,從小到大,靠的也是無中生有的韜略思想。 三國時代有無理論中還有一個原則是有無對抗:以己之有,抗敵之無;以己之無,對敵之有。從而注意發揮自己一方的優勢,取得主動。曹操迎漢獻帝,在政治上以皇帝的名義號令各方,得天獨厚。而與其抗衡的各派勢力,在這一方面往往被動,失去很多發展的機會,這就是三國時代最典型的有無對抗韜略。劉備利用曹操的殘忍暴戾,缺信寡義,事事與之相反,以其無,營已有,樹立自己的文化形象,在斗爭中取得最大多數民眾的支持,從而壯大了自己的力量。吳、蜀的滅亡,若從有與無的韜略視角分析,則一方有德、有識、有智、有力,另一方無德、無識、無智、無力。有與無的懸殊,會形成雙方實力的消長,也就最后決定了雙方的前途和命運。


有無理論中的第四個原則是有無相依,互補互用。無論曹操集團,抑或劉備、孫權集團,在各自草創階段,大都是有智謀而無實力,有實力而無地盤。在群雄逐鹿,激烈爭戰中,他們廣泛地運用有無相依、互補原則,既聯合,又斗爭;既斗爭,又聯合。依時而變,不一而論。軍事上,無論是大的戰役,還是小的戰斗,都十分講究有無相依、互補原則。赤壁之戰,劉備、孫權任何單方面的力量,都不能抵抗曹操大軍的凌厲攻勢,而劉孫聯合,以長擊短,使孫權有劉備這一前線屏障,劉備得孫權水軍支持,形成戰術優勢。政治上,從曹操改編青州黃巾軍,到接納張魯、張繡、袁譚等敵對勢力,從劉孫聯盟的破壞到諸葛亮派遣下屬出使東吳,恢復外交關系,均以有無互補思想作指導,奠定新的格局,絕無僵化不變、固守一途的愚頑。正是有無相依、互補原則,使得三國時代的各派勢力分化、組合,日新月異,也使得當時的形勢撲溯迷離,不可逆料。


三國韜略中有無理論、原則的蓬勃發展、普遍使用,是與當時的嚴峻形勢以及社會思潮密不可分的。動蕩的社會,迷憫的前途,多變的形勢,復雜的斗爭,促使人們去思考。許許多多政治藍圖,在嚴酷的現實中,逐步從無到有,從虛到實,從局部實現到全面實現,其中所依靠的,正是這種創造性韜略。作為創造性韜略,有無理論在三國時代充當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說,整個三國鼎立的時代,就是在這種韜略的宏觀指導下產生的。


三國韜略家們敢想敢為,富有創造精神。新的勢力的形成,新的格局的確立,新的勝利的取得,都離不開有無理論的指導。而創造性是這一理論的靈魂,靈活性是這一理論的生命,利害性是這一理論的價值。



徐兆仁 2015/9/6 下午 08: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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