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歷史與文化-三國智謀精粹(二)

四、外交:三極外交的啟示

  三國鼎立時期,雖只有魏、蜀、吳三國,但彼此之間,外交的斗爭是極其尖銳、復雜而巧妙的。探討這三極外交,對于今天還是有所啟示的。
  利害決定外交的趨向
  國與國的關系,利害關系是主要的,其他關系都是次要的。彼此有利則合,有害則分,而外交關系的趨向也決定于利害關系。三國之間的外交關系也如此。
  當曹操大軍南下,降劉琮,滅荊州,矛頭直指向孫、劉時,孫、劉只有如下選擇,一是投降,一是聯合抗操,別無他途,在當時,曹操最強,孫權和劉備任何一方,憑已之力,都難抗拒,只有并力拒操,才能圖存并有希望取勝。因此,當曹操南征時,孔明和魯肅不約而同提出“劉、孫聯合抗操”
  的決策,它完全符合雙方的利益,故劉備和孫權都樂于接受。但在赤壁之戰以后,由于劉、孫之間存在荊州問題未解決,彼此必然是同床異夢,各懷鬼胎。荊州在東吳上游,威脅到東吳安全,孫權為踞江自保,水索還荊州不可,荊州是“用武之國”,是進攻曹魏的戰略要地,劉備為北圖中原,決不會將之奉還孫權。劉備和孫權的共同弱點是:著眼于各自的眼前利益,只計較荊州的得失,忽視了他們的天然的、共同的敵人——曹魏。因此,孫權和劉備都先后只能訴諸武力解決。曹操則利用孫、劉之間的矛盾,進行分化拉拢。
  曹、劉之間不存在和解的可能,曹操只能向孫權方面著手,他以許割江南封權為誘餌,暗使孫權襲擊正在勝利進軍樊城的關羽,自己則坐山觀虎斗,曹操的陰謀終于得逞,曾一度促進孫、劉聯盟瓦解。荊州被襲,劉備伐吳慘敗后,劉、孫出于抗曹圖存的共同利益,又重申舊盟。蜀、吳從聯盟變成敵國,又從敵國恢復舊盟,以及東吳從反操到投操、后又抗操的事實充分說明:沒有永遠的盟國,也沒有永遠的敵國,一切都以各國的利害為轉移。
  誠實型和狡詐型誰優
  有兩種外交使者:一是誠實型,一是狡詐型,這兩種外交型的使者,都要有智慧,沒有智慧的人就當不了使者。因為外交是錯綜復雜的,一不小心或無知,就會上當,使國家遭受損失。說誠實型和狡詐型誰優?這很難一概而論,對于敵國,彼此斗爭是你死我活,無誠實可言,只能以狡詐對狡詐,對于盟國,或與合作的國家,就要講誠實,不然,彼此就不信任,難于合作。
  蜀吳后來的分裂,這是原因之一。
  魯肅謹厚、誠實的性格,在他處理對外關系上有著充分的表現。促使劉、孫聯盟抗曹后,在任何情況下,魯肅都堅持這一對外政策,至死不渝。魯肅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在處理對外關系上具有戰略的眼光,他認為只有鞏固蜀、吳聯盟,東吳才能鼎足江東以圖天下,而吳、蜀之間的關系有如唇齒,唇亡則齒寒。正是從這個戰略觀點出發,在對待孔明和解決荊州問題的態度上,他和周瑜截然相反。周瑜要害孔明,他力加保護;周瑜要用武力解決荊州問題,他堅持主張協商解決。魯肅在世時,盡管孫、劉為爭荊州矛盾重重,但因有魯肅從中調停,烈方聯盟仍能保持,這對于蜀、吳都是有利的。有人認為魯肅和孔明打交道時,孔明才智過人,處處取勝;魯肅老實人,實是笨仔,次次吃虧,孔明勝魯肅多矣。表面看來,似是如此, 《三國演義》也是 這樣寫了。為索回荊州,魯肅三次前往與談判:南陽被孔明用計奪取后,周瑜在大怒之下,準備起兵與劉備、孔明一決雌雄,魯肅堅決反對說,如若自家互相吞并,倘曹兵乘虛而來。其勢危矣。”自動要求前往以理喻之,若說不通,動兵不遲。在談判中,孔明提出:荊州原是劉表基業,應由其子劉琦占據,若劉琦不在,別有商議。魯肅見劉琦病入膏肓,不過半年必死,便同意達成協議:若劉琦不在,荊州歸還東吳。劉琦病逝,魯肅以吊喪為名前往索取荊州,孔明又賴賬,說暫借荊州為本,待取得西川后,才交還荊州。魯肅為顧全大局,只得聽從。他回見周瑜,周瑜一針見血地指出:“名為借地,實是混賴。”魯肅卻認為:“恐劉備不負我。”以己之心忖人之心,活畫一老實人!周瑜比他看得清楚,說:“劉備梟雄之輩,諸葛亮奸猾之徒,恐不似先生心也。”果然,取得西川以后,劉備、孔明又混賴了這時魯肅己去世,不能對孫權施加影響,孫權終于用武力奪取荊州,蜀、吳聯盟終告決裂。奪取荊州,全據長江,伺機以圖天下,是魯肅為孫權制定的國策,但為鞏固蜀、吳聯盟,他主張爭取用和平手段解決荊州問題,故一再讓步。而孔明卻使乖弄巧,一再混賴。乍看,魯肅似有點愚魯,其實是大智若愚,而孔明雖乖巧,卻是狡詐。孔明這樣做是不能取信于盟國的,不僅使雙方矛盾得不到解決,且日益加深,結果是“關羽毀敗,秭歸蹉跌”,實非明智之舉。在處理盟國之間的關系上,是狡詐還是誠實可取?顯然是后者,故魯肅這個具有戰略眼光的使者形象顯得更高大!從總的說,孔明跟魯肅一樣,是蜀吳同盟的倡導者和堅持者,其外交成就是輝煌的。正當劉備處于危急之秋,他請命赴吳,以一介之使,舌戰群儒,智激周瑜、孫權,以其超人的智慧和縱橫捭闔的手腕折服吳人,共同聯盟,打敗曹操,正因此,導致劉備取荊益兩州,稱帝西蜀。吳、蜀同盟被破壞后,孔明派鄧芝赴吳。陳說利害,蜀、吳又重申舊盟。
  這是蜀吳能與曹魏鼎立達近半個世紀的主要原因。
  兩種態度 兩種效果
  《三國演義》還塑造了一些不卑不亢和妄自尊大兩種不同的便者形象。
  做為一個使者,切忌自卑和驕傲,自卑則被人看不起,驕傲則引起人反感。
  只有不卑不亢才是使者應具有的正確的態度。這不卑不亢和妄自尊大的兩種不同的使者形象,《三國演義》都有生動的對比描述。趁劉備逝世之機,魏主曹丕興兵五路伐蜀,其中有一路是東吳之兵。東吳觀望,遲不發兵。孔明設計退四路兵后,派鄧芝往結東吳,反敵為友,共同伐魏。孫權知鄧芝來,與群臣商議,張昭認為是孔明退兵之計,遣鄧芝為說客,建議休等此人下說詞,設油鼎以待,責以酈食其說齊故事,看其人如何對答。權從其言,遂立油鼎,令武士侍立左右,各持鋼刀、大斧、長戟、短劍,直列到殿,乃召鄧芝入見。鄧芝整衣昂然而入,目睹鼎鑊內熱油正沸,兩行武士殺氣騰騰,全無驚色。近臣引到簾前,鄧芝長揖不拜。權強令下拜,甚至要他入油鼎以相嚇,鄧芝終不屈膝,當面嚴斥孫權:“吾乃蜀中一儒生,特為吳國利害而來。
  乃設兵陳鼎,以拒一使,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耶!權聞言惶愧,即叱退武士,請鄧芝上殿,賜坐交談。鄧芝乃為乞陳說絕魏聯蜀的好處,孫權才決心與蜀聯和,并派張溫隨鄧芝入蜀通好。張溫到蜀,孔明設宴相待,張溫自以為得志,言談之間,態度傲慢。次日,后主設宴相送。席間,秦澎乘醉入座,張溫怪之,看不起秦宓,為顯示已才,陸續以“天有頭乎?”“天有目乎?”
  “天有足乎?”“天有耳乎?”“無有姓乎?“等怪題相難,秦宓不加思索, 答問如流,且有根有據,滿座皆驚。當秦宓以天理反問時,張溫無言可對,羞愧難當,但也得到教益,乃避席謝說:“不意蜀中多出俊杰,恰聞講論,使仆頓開茅塞。”又如趙咨和邢貞,也是這樣兩個不同類型的使者。劉備伐吳,孫權求和不許,趙咨自請前往說魏主曹丕,使襲漢中,夾擊蜀兵。孫權大喜,即寫表稱臣,命趙咨為使。君主稱臣,咨又奉命求救于人,處理不當,易失國體。但趙咨卻能折服魏主,倍受敬重。他會見曹丕時,丕問他:“吳侯何主?”咨自夸其君說是“聰明、仁智、雄略之主。”在釋其意時對“略”
  字解得很妙:“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略者權謀之說也,就把孫權稱臣之恥輕輕地掩蓋過去了。丕接著問:“膚欲伐吳,可乎?”咨不示弱地答說:
  “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御兵之策。”丕又問:“吳畏魏乎?”咨毅然答 說:“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畏之有?”丕嘆說:“‘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卿可以當之矣。”丕雖接納孫權臣屬,卻沒有發兵,坐山觀虎斗;只封權為吳王,加九錫,派邢貞同趙咨捧執冊錫。邢貞到吳,孫權率百官出城迎接。邢貞自持上國天使,妄自尊大,入門不下車,被張昭厲聲嚴斥:“禮無不敬,法無不肅;而君尊大,豈江南無方寸之刃耶?”邢貞慌忙下車,與孫權相見。以上的故事,把鄧芝、趙咨的不卑不亢和張溫、邢貞的妄自尊大,刻畫得很形象。而鄧芝、趙咨不卑不亢,不辱君命,令人敬佩;張溫、邢貞傲慢碰壁,狼狽不堪! 

五、法律:法治最佳之法

  陳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說:“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罚,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煉,物理其本,循名貴實,虛偽不齒,終于邦域之內,咸畏而受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一個執法如山的人,畏之是必然,愛之則少見;執法峻急的人,恨之者多,無怨者罕見,而嚴于執法的諸葛亮,卻能使人畏而愛之,受刑而無怨,陳壽說是因“其用心平而勸戒明”。筆者認為,諸葛亮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他不因情廢法,執法不忘情之故。
  不因情廢法
  諸葛亮不因情廢法,斬馬謖是個典型例子,馬謖是他義弟或系戚馬良之弟,一開始兩人關系便異于常人。諸葛亮南征途中,馬謖奉天子命來勞軍,因諸葛亮服其才,馬謖雖是后輩,他還是虛心請教:“吾奉天子詔,削平蠻方,久聞幼常高見,望乞賜教。”謖說:“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蠻恃其地遠山險,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叛。丞相大軍到彼,必然平服:
  但    班師之日,必用此伐曹丕,蠻兵若知內虛,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
  ‘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愿丞相但眼其心足矣。”亮 納其策,七擒七縱孟獲以服其心,故終亮之世,南人不復叛,使蜀漢從此無后顧之憂,對安定后方支援北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馬謖確是有智計,諸葛亮對他“深加器異”不是毫無根據的。可是,劉備對馬謖的看法恰恰相反。
  他在臨死前特別對諸葛亮談及馬謖,他問諸葛亮:“丞相觀馬謖之才何如?”
  諸葛亮說:“此亦當世之英才也,”劉備說:“不然。朕觀此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劉備在臨危前特別向托孤大臣諸葛亮叮囑這些話,說明劉備把這事看得非同小可,他知道諸葛亮非常重視馬謖,必將大用之,大用必將誤大事。劉備看出“馬謖言過其實”,認為“不可大用”,而諸葛亮日與馬謖共事而未發現他這個嚴重的缺點,卻非常重視他,這是什么原因?這和諸葛亮與劉備的經歷以及其兩人對馬謖的情感深淺有關。劉備一生血戰沙場,其才智都是在實戰中得到的,他聽到馬謖死啃兵書的空談,與實戰不符,就發現其“言過其實”。劉備在世時,諸葛亮主要是參與決策和主管內政,實戰經驗還不太豐富,放一時難看出馬謖夸夸其談。在情感方面,劉備與馬謖關系淺,對其考察不被情所制約;諸葛亮與馬謖則“情如父子”。
  且服其才,對其期望和倚重也就大,在當時可以說他是把馬謖當作其繼承人來培養的。情感好像白內障遮眼,使人看不清對方的真實面貌,他委馬謖守街亭的重任也就不足為奇了。馬謖與司馬懿戰于街亭,因其缺乏實戰經驗,不從實際出發,而是照搬兵書,舍水上山,王平苦諫不聽,終被司馬懿所破,大敗而逃;亮進無所據,被迫布置撤軍,詎料司馬懿大軍突然擁至,如不用“空城計”幾乎被擒。這時,諸葛亮才后悔自己不明于知人,但已遲了。這 次出祁山,蜀軍先聲奪人,旗開得勝,連取三郡,很有戰勝希望,而因街亭之失除了撤回漢中外,別無出路。街亭之失,諸葛亮錯在用了紙上談兵的馬謖,而馬謖違背諸葛亮的軍事部署,他應負直接的責任。因此,不處理馬謖則無以服人,難于治軍,這對于諸葛亮是個很傷感情的事。對諸葛亮斬馬謖,蔣琬反對說:“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謀之士,豈不可惜乎?”諸葛亮流涕而答說:“昔孫武所以能勝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爭,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以討賊耶?合當斬之。”馬謖被斬后,諸葛亮大哭不已,親自臨祭;將謖家小加意撫恤,按月給與祿米。諸葛亮也不寬恕自己,他上表請自貶三等說:“臣本庸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鋮,以勵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
  臣明不知人,慮事多暗,春秋責備,罪何所逃?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
  執法不忘情
  諸葛亮對于犯罪的人,能治之以法,動之以情,即執法不忘情,使被判罪的人心服而無怨。
  李嚴 (后改名李平)是劉璋舊部,劉備入蜀時歸降,后因平叛亂有功, 被授尚書令之職,劉備臨危遺詔托諸葛亮與李嚴輔后 主。為團結對敵,諸 葛亮很尊重他,但李嚴為人圖謀私利,喜要兩面手法,建興九年春,諸葛亮出軍祁山,李嚴負責督運糧事,因運糧不濟,怕諸葛亮見罪,便慌報軍情告急,說東吳將興兵寇川,要諸葛亮回師。為了遮飾已過,又妄奏后主說:“臣已辦備軍糧,行將運赴丞相軍前,不知丞相何故忽然班師。”諸葛亮回成都后查知此事,大怒說:“匹夫為一己之故,廢國家大事!”令人召至,欲斬之,因念他也是托孤大廈,乃上表廢為庶人。歷史上,凡托孤大臣之間發生內訌,勢敗者往往被夷三族,而諸葛亮卻仍讓李嚴過著富裕的生活,留其子豐在丞相府任中郎參軍,并諄諄教誨。他在處分李嚴后致豐教說:“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獲典漢中,委君于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愿寬慰都獲,勤追前闕。令員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獲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嘆,涕泣而已。”對一個犯嚴重錯誤的人,猶如此多情,要其子加以寬慰,使其改過自新;對其子則力加勉勵,使其奮發向上,其意誠,其情切,李嚴父子能不感恩戴德。又如廖立,為人高傲,自謂才智宜為諸葛亮之貳,而竟位在李嚴等人之下,故很不滿,于是常發牢騷,口出怨謗,造成了不良影響,因此諸葛亮認為“羊之亂群,猶能為害,況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便廢廖立為民。但廖立甚敬佩諸葛亮其人,對已受到處分并無怨言。他聞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垂泣說:“吾終為左衽矣!”李嚴聞此噩耗,縱聲大哭,因激動過度,病發而死。蓋李嚴、廖立都相信諸葛亮能復收己,使能以補前過,度諸葛亮死后,后人不能用之故也。嚴于執法的人,使受處分者毫無怨恨是很難的,諸葛亮之死,使廖立垂泣,李嚴傷心致死,這不僅是沒有怨恨,而是對諸葛亮非常愛戴了。
  治國不能不講法,諸葛亮治亂國用重刑,糾正了劉璋治蜀時的混亂狀態,使“軍民安靖”。但其可貴之處在于:法嚴而民無怨,民畏而愛之。我們知道法治的主旨是為了教育人,使人人遵守法紀,保證國泰民安,在這方面,諸葛亮的法治收到了最偉的效果,之所以能如此,正如上面所述,是因諸葛亮能正確處理情與法的關系,做到寓情于法,使情法交融,這是運用法律治國的最高超的藝術,是實行法治最佳之法。 
 

六、人事:人才學的珍貴遺產

  三國人才之眾,在中國古代史上是罕見的。三國之主曹操、劉備、孫權,縱橫捭闔,權謀干略,出類拔萃,堪稱當世英雄。孔明、荀或、魯肅以其超人的智慧,描繪三國宏圖,促使三分鼎足,不愧稱三國時代杰出的三大戰略家。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則有周瑜、陸遜、郭嘉、程昱、司馬懿、龐統、徐庶等輩;勇而有謀,武功顯赫,則有關羽、張飛、黃忠、趙云、張遼、徐晃、徐盛、朱桓之流;兩才相當,棋逢放手,則有姜維、鄧艾和羊祜、陸抗之徒。勇冠三軍,驍銳莫當,蜀有馬超、魏延,魏有許褚、典韋,吳有甘寧、太史慈。不辱君命,鄧芝、趙咨可謂善于外交。文采風流,蔡邕、王粲、禰衡,曹植、楊修亦一時之絕。三國人才濟濟,不勝枚舉。讀 《三國演義》宛 如入中國古代人才展覽總館,歷代各種人才,在此莫不具備。不禁令人驚嘆:
  三國何其多才!
  人才濟濟主要是君主善用人
  三國人才如此眾多,而一些朝代卻廖廖無幾,是否“造物者”偏愛于三國?其實,“天涯何處無芳草”。西晉文學家左思《詠史》詩中則指出:“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意即哪個朝代沒有奇才,只不過是被埋沒罷了。
  為何被埋沒?或因無機遇,或因君主不會用才。人才之涌現,多在亂世或盛世,在腐敗的朝代人才是難于發揮作用的。盛世之所以多才,是因盛世不是上帝安排,而是靠人去改天換地,沒有眾多治世之才是難于出現盛世的。亂世,是大動蕩、大分化、大轉變的時期,舊的統治者已不能再統治下去了,它統治的基礎——皇親國戚、各級官吏等已腐朽不堪,這些人大多是碌碌庸人,無所作為,他們既無力挽狂瀾于既倒,也無本事獨樹一幟,等待他們的只能是滅亡的命運。這時草澤英雄紛紛崛起,逐鹿中原。要圖天下,必須有人才,故獨霸一方革主大多能禮賢下士,千方百計搜羅人才,所以說這正是用才之秋,也是人才得以脫穎而出的良機。三國歷史正好證明亂世出英雄這個真理。如非亂世,織草履出身的劉備何能稱帝西蜀?如非亂世,宦官之孫曹操何以能“挾天子以令諸侯”?若非亂世,一縣吏之孫孫權何以威鎮江東?
  雖說亂世出英雄,但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的7次分裂時代,為何人才以三國最多,最引人注目?這是因三國之主曹操、劉備、孫權都善于用人。他們在其割據的地區竭力發掘人才,可說是搜羅將盡,被埋沒的不多。因此,涌現眾多人才的時代,一是機遇,二是君主要善于用人,二者缺一不可。而三國人才最引人注目.與《三國演義》作者生花妙筆的描述也有關系。
  正確評價人始能正確用人
  三國用人藝術,是我國古代人才學的珍貴遺產。認真進行研究,對于用人是大有裨益的。研究三國用人藝術,要從正確評價人才入手,因為能正確評價人始能正確用人。而要正確評價人才,首先必須實事求是,決不能以成敗論英雄。劉備用孔明,可說是善于知人、用人,孔明確是當世奇才個了不起的英雄。可是,因孔明未能實現其北伐宏圖,人們頗多異議。有的說他六出祁山,所得只不過三郡,勞而無功,說明他非大才:有的說蜀國人才短缺,致使“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可見他不善于用人。孔明是蜀國的關鍵人物,他輔佐劉備開始是謀主后當丞相,劉備逝世后他是實際的執政者,蜀國強弱跟孔明當然大有關系。但不能以成敗來衡量孔明,把他的優點說成缺點,從而否定這個杰出的戰略家。在用人方面,孔明不拘一格,能因才任用,故陳壽說,“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三國志·蜀書·費祎傳》)許靖是大名士,但沒有多大實際能力,劉備入川后原不想用他,孔明因許靖海內知名,用他可擴大影響,吸引更多人才,故力勸劉備任用,劉備乃拜年已70的許靖為司徒。魏延、楊儀兩人很有才能,因魏延“性矜高”,楊儀“性狷狹”,兩人都不能團結人,他雖依靠這一武一文為軍中左右手,卻沒有任為繼承人。他每次出征,治理蜀中事務都委托德才兼備的蔣琬、費祎、董允等人。孔明逝世后,蔣琬、費祎先后管理蜀政,使敵人不敢窺視西蜀,邊境無虞達29年。至于孔明未能取勝,這主要是由于客觀形勢的原因。當時魏國兵力、人力都比局國多3倍以上,經濟力量也比蜀國雄厚得多,其統帥又都足智多謀。戰爭是人力,物力、智力的較量,而魏、蜀兩國人力、物力如此懸殊,智力又不相上下,蜀國是不存在取勝的客觀形勢的。但是孔明以5萬兵力能采取攻勢,使魏國駐守秦川前線的20多萬大軍只能堅守,其主將司馬懿不得不忍恥接受巾幗婦人之衣,如果孔明沒有超人的軍事才略,何以臻此!因此,以成敗論英雄,是不能正確認識孔明這個奇才的。其次,要正確評價人才,要有一分為二的觀點,決不能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對于人才的評價,不能僅從其人道德品質方面去考察,而更重要是要看他對社會做出的貢獻。曹操是一個十分殘忍又具有雄才大略的奸雄,既有過也有功,對社會發展還是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的。他在用人方面也有其過人之處。他不念舊惡,唯才是舉,因而過去的仇人與敵營的人,都奔集于他麾下,為他獻智效勞,終于統一北方。如果曹操老是計較個人恩怨,用人吹毛求疵,則不能圓結更多的人為己用,也許他將變成孤家寡人,一事無成。有人因曹操秉性奸詐,連他的雄才大略也一概斥之為邪惡,那是片面的。再次,要正確評價人才,要對具體人做具體分析,決不能用一個框框來衡量天下之才。世上沒有萬才具備的人,有人精干此而粗于彼,孫權未見出奇謀,但能任賢舉能,集“眾智”、“眾力”于一身,故成一代明主。周瑜雖不沖鋒陷陣,但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被譽為英明的統帥。馬謖任主將不行,卻是個有智計的謀士。馬超不善謀略,卻是驍銳莫當的勇將。故用人要量才錄用,不要強用其所不能。
  用人攸關國家興亡
能否用人,對國家之興亡至為重要。三國之興,與曹操、劉備、孫權善于用人大有關系。劉備”三顧草廬”,孔朗感其知遇之恩,做出隆中決策,為之效忠竭智,才能由弱變強,稱帝西蜀;孫權善于用“眾智”、“眾力”,聽從魯肅的“榻上策”,故能鼎足江東;曹操虛心求教于荀或,遵其“深根固本以濟天下”、“堅守官渡待變”之策,方能稱雄北方。東漢末年,逐鹿中原的不乏其人,為何只存下三國,而其他人都被消滅了,不善于用人是個重要的原因。袁紹雄踞四洲,兵多糧足,謀士如云。官渡之戰,他的兵力比曹操強得多,勝利本應屬于他,因他既不聽田豐、沮授之諫,又不從許攸之策,疑其所不當疑,決其所不當決,于是貽誤軍機,被動挨打,以失敗告終。
  劉表居用武之國,擁九洲之眾,因其“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又無宏圖大志,滿足于現狀,只能是他人俎上之肉,任人宰割,荊州被分解是必然之理。呂布被稱為無故將軍,效忠于他的陳宮,為他盡智獻謀,他當耳邊風,對面諛而通敵圖他的陳珪父子,卻言計聽從。在被曹操圍困的危急關頭,他不依靠張遼等猛將以擺脫險境,而是想憑他的方天畫戟和赤兔馬以保妻子安全,結果還不是被曹操所擒,腦袋搬了家。后來三國之亡,也是因用不得其人之故。劉禪寵信黃皓、曹魏重用曹爽、孫皓任用岑昏等一小撮佞臣,都加速了蜀、魏、吳的滅亡。
  善用人者都采取”五湖四海”政策
  縱觀三國歷史,凡善于用人者都采取“五湖四海”的政策。曹操的“唯才是舉”實是這種政策的體現。如荀彧、郭嘉、賈詡原是曹操敵人的謀士,張遼、徐晃是亡虜,于禁、樂進是行伍出身,都被曹操所搜羅,加以提拔重用,才得顯姓揚名。孫權用人也如此。他不僅重用吳郡人顧雍等,對于避亂江東的廣陵人張纮、瑯邪陽都人諸葛瑾等,也都重任。劉備取蜀后,除以隨之入蜀的荊州人士為骨干外,對于原有益州、東州人士,即便是劉璋的親疏,都量才錄用。孔明在團結這三州人士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把三州人士團結在劉備的周圍,擰成一股力量,對鞏固蜀國政權起了巨大的作用。
  用人不計恩仇,是曹操、劉備、孫權的共同點。東漢末年,群雄對立,或友或敵,很難固定,人與人的關系是十分錯綜復雜的。如果以恩仇做為用人的界線,決不能團結更多的人,也對事業不利。因此,曹、劉、孫用人,對事業有利的,雖仇也用。張繡曾殺曹操長子、侄兒、愛將,后他再降,操也納之。劉巴為劉備宿怨,他取蜀時為團結益州人士,也不計較其既往而用之。甘寧曾結怨于孫權,后他來降,權不咎其過去,甘寧因此拼力很效,屢立奇勛,成為東吳猛將。
  用人唯親的惡果
  用人唯親的惡果,在《三國演義》中也有深刻的揭露。所謂“親”無非有二,一是認為是“心腹”,二是親屬。用人而限于此,人才必然是有限的。所謂“心腹”,大多是佞巨,這些人只看其主子限色辦事,為達到個人私利,往往瞞上欺下,他們是成事不足,敗享有余,東漢末朝桓、靈二帝,寵信宦官,造成天下大亂,就是典型的例子。因裙帶關系而成為權貴的,在中國封建社會里是常見的事。這些人大多不學無術,是碌碌無能的庸才,一旦掌握朝政,必然把它弄得一塌糊涂。何進原是屠尸,因妹妹貴為皇后面被封為大將軍,正是在這個雙料草包的手里,使漢朝名存實亡。用人唯親即使是曹操、劉備也在所不免,如曹操用夏候淵丟了漢中,劉備用關羽失了荊州,這對于曹操、劉備雖是個別的事件,但也足見完全擺脫用人唯親也殊不易。
  樹立朋黨之害
  樹立朋黨之害給人的教訓也是很深刻的。凡立一朋黨,必有另一朋黨與之對立。朋黨之爭,或一敗,或兩敗俱傷,對國家、對事業都有害無益。當然用人必須依靠骨干,不過這與樹立朋黨是兩碼事。因依靠骨干是為更好團結大多數,而樹立朋黨是為捧一派打擊一派,袁紹因寵愛幼子袁尚,對其黨徒也大加重用,于是自成一朋黨。擁長子袁譚派也就成立一朋黨與之對抗。
  因朋黨對立,內部力量大為削弱,終被曹操所滅。劉表因愛妻而讓妻黨掌握軍權,妻黨必然擁護其妻所生的幼子劉琮,一朋黨于是產生。長子劉琦不甘心失去其法定繼承權,求助于劉備,這又立了一朋黨。曹操南征,繼位的劉瓊不與其兄劉畸協力抗曹,而是為保位投降了曹操,結果不僅丟了荊州,連命也保不了。
  知人、薦賢是用人先決條件
  知人、薦賢是用人的先決條件。知人才能用人得當,薦賢才能廣招人才。
  《三國演義》有不少知人美談和用人軼事,如曹操、劉備、孔明、孫權等都 能知人,故能用人;魏、蜀、吳賢士都能輾轉相薦,這是三國人才濟濟的原因之一。他們的知人、薦人的經驗,值得用人者借鑒。 
 


孱陵侯 2011/10/10 下午 01: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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