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歷史與文化-三國智謀精粹(四)

6、國破家亡:孫皓罷名將陸抗

  封建末朝,大都是小人弄權,賢臣遭殃,其亡之因,多源于此。蜀國如此,吳國亦然。無獨有偶,劉禪寵信宦官黃皓,孫皓寵信中常侍岑昏。劉禪、孫皓兩人性格雖各異,但其用人之道則相同,劉禪昏庸,故被黃皓擺布,孫皓“才識明斷”,但為人兇暴,殘殺忠良,致使眾叛親離,他所能依靠的只有岑昏等一小撮佞臣而已。而這些人不學無術,好事不做,壞事做盡,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且孫皓暴虐遠超劉禪,岑昏之惡甚于黃皓,在暴君、佞臣朋比為奸之下,朝政比蜀國還糟,吳民比蜀民更苦,國弱民窮已到了極點。
  蜀國亡后,吳國內政如此腐敗,其被消滅之日已屈指可數。
  殘暴愚昧失江山
  在歷史上,有的封建統治者,能善始善終,被贊為明主!有的則不然,善始而惡終,成為暴君。孫皓正是后一類的暴君。據 《三國志》裴松之注《江 表傳》記載:“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凜,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擾于苑者皆放之。當時翁然稱為明主。”可是,在他的統治地位鞏固后,志得意滿,專橫日甚,有諫已的動輒殺戮。孫皓是靠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二人扶上帝位的,后濮、布見皓所為,十分后悔,并向他力諫,孫皓大怒,斬二人,滅其三族。丞相萬或、將軍留平、大司農樓玄三人見皓無道,直言苦諫,皆被斬殺。由是群臣緘口,不敢再諫。前后10余年,殺忠臣40余人。皓酷溺淫色,后宮數千,仍采擇無己。宮人有不合意的,或剝面,或鑿目,殘忍之極。他出入常帶鐵騎5萬,臣民恐怖,莫敢奈何。
  孫皓為人好大喜功,尚窮兵默武。他擬伐魏以一統天下,便召術士廣尚問吉兇,尚對說:”陛下籃得吉兆: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他把術士的話當真,便決意伐魏,可見孫皓其人既暴且愚。中丞華核勸他“先修德以安民”,被他驅逐。于是,皓令鎮東將軍陸抗部兵屯江口,以圖襄陽。陸抗是吳國名將,鎮守襄陽的魏國名將羊祜知他足智多謀,堅守不出。陸抗也因羊祜善用兵,不敢輕動。故二人彼此修好,以保邊境安寧。孫皓命陸抗急速進兵,陸抗上疏備言晉未可伐之狀,勸他修德慎罚,以安內為念,不當以黷武為事。孫皓以抗違己命大怒,降為司馬,令左將軍孫翼代領其軍。孫翼是無才之人,當非晉軍敵手。未修內政而欲攘外,未有不敗的,故東吳有識之士早料到”東吳錦繡江山,不久屬于他人矣!”
  失去人心天塹變通途
  長江自古稱天塹。而它之所以成為天塹,是因為人民在后做靠山;若無人民協力,它只不過是條“小溪”,一跨便過。孫權雄踞江東時,國富兵強上下齊心,軍民協力,曹魏視長江為畏途。曹操與孫權在孺須對陣,見吳軍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長嘆:“生子當如孫仲謀!”知不能勝,乃撤軍,魏主曹丕領兵到廣陵,隔江遙望,見吳軍兵強馬壯,嘆說:”魏雖有武士千群,無所用之,江南人物如此,未可圖也。”曹操父子如此驚怕東吳,因有前事為鑒。曹魏犯吳界,大多以失敗告終。而東吳不可犯,是因人心歸附,故能組成攻不破的銅墻鐵壁。迄孫皓繼位,殘殺賢臣,掠奪百姓,人心已離散,恨不”吾與汝偕亡,”長江之險,無人為之守,已失去其天塹作用,吳國臣民,對“助紂為惡”的岑昏恨之入骨,北兵臨近,近臣認為“今日之禍,皆岑昏之罪。”不等孫皓首肯,數百人一齊擁入宮中,碎割岑昏,生啖其肉。
  由于人民厭棄吳主,故晉將杜預率兵南征,雖有橫江之鎖、沉水之錐為阻,也一跨而過。江南軍民不戰而降,剩下孫皓這個孤家寡人,只好效劉禪之樣,輿梓自縛,向晉軍投降。 

二、風格

  形成一國執政者的用人特點,這與其人個性、愛好、道德觀念及其處境和所處的時代都有關系。孔明是荊州名士,以才名和德行見稱于時,其用人也就具有個人的個性:他選拔人才始終堅持一個準則,即德才兼備。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難得士族的支持。因士人秉承儒學以忠孝相標榜,故多不愿投靠曹操。曹操為了搜羅人才幫他打天下,不管有否德行,只要有才就要,形成了他“唯才是舉”的用人特點。孫權是個慎重、果斷的人,他選拔人才是經過認真考核、反復考慮的,當他確定了,便充分信任,做到疑之不用、用之不疑。孔明、曹操、孫權的用人準則,雖為他們帶來了許多英才,但卻不是盡善盡美,在長處中亦見其短,否則蜀中怎會無大將,曹魏奸逆萌生,而東吳無能臣呢?究竟用人的上上策為何,從三國用人風格的比較中,我們或可悟出一些道理來。 

1 .德才兼備:孔明的用人特點

  劉備死后,孔明執政時,他十分注意物色后起之秀,加以培養和大力提拔。他選拔人才不僅重視才干,也極重視德行,如他在《前出師表》里推薦費祎、董允時,特別強調他們為人“良實,志慮忠純”,并告誡后主要”親賢臣,遠小人。”古人所謂“賢臣”一般是指德行高尚,有濟世之才的人。
  孔明認為“治國之道,務在舉賢”,又說:“夫失賢而不危,得賢而不安,未之有也。為人擇官則亂,為官擇人則抬,是以聘求賢士。”(見《諸葛亮·便宜十六策·舉措第七》)故孔明把擇賢做為其重要職責,把德才兼備做為其選拔人才的準則.他培養和提拔的后繼者姜維、費諱、董允和姜維都是德才兼備之士,為時人所淮重,當時蜀人把他們四人并列,稱為‘四相”,贊為“四英”(《三國志,蜀書·董允傳》裴松之注引《華陽國志》),除了姜維外.
  《三國演義》對蔣琬、費祎、董允僅簡略提及,《三國志·蜀書》有關他們 的傳記則寫得較詳。他們都是蜀國后期的實際執。政者,了解他們的為人及其對蜀國的貢獻,始能理解孔明用人的特點。
  有才無德不能結人心
  孔明用姜維做為繼承人,而不用時人認為“必代亮”的魏延,便是個很典型的例子。《三國演義》說魏延腦后有反骨,而史實并非如此。魏延是蜀漢一員猛將,其武藝和才能都不在“五虎將”之下,劉備在世時對他是很重視的,如他從曹操手里奪取漢中后,需大將鎮守,眾論以為必用張飛,張飛也認為非已莫“屬。豈料劉備卻破格選用魏延,把他從牙門將軍提升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使“一軍盡驚”。劉備死后,諸葛亮執政時倚他為軍中支柱,由于他屢立戰功,提升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時人都認為他是孔明的當然后繼者。可是事情卻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孔明早就選定蔣瑰為他的后繼者了。他在給后主的密信中說:“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瑰。”這是什么原因呢?原來,孔明選拔后繼者,是根據其德才而定的。魏延雖有才干又勇猛過人,但“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因此,不能團結人。如他與楊儀是孔明軍中的左右手,卻鬧得水火不相容,甚至與楊儀爭論時,“舉刃擬儀”,使“儀泣涕橫集”。顯然不能團結人的人,是不可能把一國治理好的。孔明只用魏延的才能而沒有托之以重任,這說明他是善于用人的。后來的事實也證明了孔明不把后享托付與魏延是正確的。孔明一死,魏延就不顧大局,為個人私怨和權力,與楊儀火并,結果被其部屬馬岱所殺 (《三 國志·蜀書魏延傳》)。
  蔣琬以德服人
  孔明把后事付給蔣琬是對的。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他隨劉備入蜀,任廣都長。劉備因事到廣都,誤以為他不理事,當時又恰逢他酪酊大醉,心里很火,準備加罪把他殺掉。孔明對劉備說:“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劉備聽信孔明,便不加死罪,僅把他撤職。后來,由于孔明的推薦和提拔,由尚書郎至參軍,后又升為長吏兼撫軍將軍。孔明率軍出征,他都能做到足兵足食以相供給,對支持孔明北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孔明很贊賞他,認為“公琰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孔明病逝,后主遵其所囑,任蔣 琬為尚書令,主持國政。當時,蜀國新喪元帥,遠近危悚,可是蔣琬既無戚容,又無喜色,日理萬機,鎮靜如常,因此,深得眾望。蔣琬為人度量寬宏,肯納忠言,秉公辦事,不計恩怨。蔣琬跟東曹掾楊戲談話,楊戲常不回答。
  有人對蔣琬說楊戲對上太傲慢了,蔣琬反表揚楊戲說:“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后言,古人之所戕也。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如督農楊敏曾對人毀謗蔣琬說“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有人將此告訴蔣琬,主者主張“推治”楊敏,蔣琬不同意說,”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問其“憒憒之狀”,蔣琬說,“茍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邪?”后楊敏因事 下獄,人們都担心他被處死,可是蔣琬秉公處理,楊敏得免重罪。由于蔣瑰為人忠心耿耿,大公無私,度量寬宏,故深得眾望。在他執政期間,做到人和國安,沒有辜負孔明的重任 (《三國志·蜀書·蔣琬傳》) 保衛蜀國達29年之久。
  費祎、董允和姜維也對蜀國做出杰出的貢獻。費偉是個很存才干的人,他奉使東吳,吳人“論難鋒至”,而費偉“據理以答,終不能屈”.孫權贊他是“天下淑德”。他后代蔣瑰為尚書令,日理萬機,應付自如;處理軍務,指揮若定,使邊境無虞。 (《三國志·蜀書·費祎傳》)董允任侍中守尚書令,他為人“秉心公亮”,守正下士。后主溺于酒色,要采擇民女以充后宮,他據理直爭,堅決反對,后主無可奈何。得到后主寵愛的宦人黃皓也很怕他,終允之世,黃皓不敢為非作惡。他不圖名利,蔣瑰認為他輔佐后主有功,上疏建議“宜賜爵士”,他固辭不受(《三國志·蜀書·董允傳》).孔明對姜維甚為賞識,認為“姜伯約甚敏于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才兼于人”。蔣琬、費偉相繼逝世后,由姜維負起保衛蜀國的重任,他繼承孔明的遺志,堅持北伐,互有勝負。由于后主昏庸。對姜維派重兵守衛陰平等地的建議置之不理,使鄧艾得以偷渡陰平,直搗成都,蜀漢終于滅亡。
  蜀之亡,不能歸咎于姜維,除了形勢所趨外,后主昏庸是主要原因之一。司馬昭說:“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姜維邪?”
  孔明逝肚后,蜀國軍國大政先后由蔣琬、費祎、姜維主管,時間長達29年,比之劉備、孔明兩人治蜀時間還多9年。在蜀魏對峙中,蜀弱魏強,對手又都是杰出的人才,客觀上不存在蜀勝的形勢。孔明曾竭盡全力,也勞而無功,單靠姜維等的主觀努力是不可能扭轉這種局面的。而蔣瑰、費祎、姜維等竟能保衛蜀國達29年之久,如他們沒有非凡的才能和無限的忠心,何能如此!這不僅說明孔明善于”任賢舉能”,也證明了孔明以德。才兼備做為選拔人才的準則是完全正確的。
  重操守,以身作則
  孔明重用之人,皆德才兼備,這與他個人風格有關。孔明本人就是個德隆才高的大賢人,他未出草廬已預見天下三分,為劉備制訂正確的戰略決策——“隆中對”;為北圖中原,統一中國,他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后己。”他具有如此崇高風格,是由于他公而忘私,不謀私利,他病危時自表后主說:”臣家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頃,子弟衣食,自有余饒。至于臣在外任,隨身所需,悉仰于官,不別治生產。臣死之日,不使內有余帛,外有余財,以負陛下也。”孔明病逝后,經人了解,確如其所言。在孔明以身作則的影響下,其僚屬大都清廉自持。如費祎“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姜維也是“宅舍弊薄,資財無飾,側室無妾媵之褻,后庭無聲樂之娛。” 

2.唯才是舉:曹操的用人特點

  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發布《求賢令》,第一次提出“唯才是舉”的方針:“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建安十九年和二十二年又先后發表《取士無廢短令》、《舉賢勿拘品行令》,進一步指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主張對于有缺點的人,不能廢棄不用,不管是卑賤的,甚至是”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都要推薦,《三國演義》沒有提及這些《求賢令》,它通過對曹操用人事跡的描述,把曹操的”唯才是舉”的用人特點反映得很具體。
  各路人馬前來效命
  由于曹操采取不講門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舉”的用人政策,有本事的人大都投靠他,故魏國人才甚眾,謀臣有荀彧,荀攸、郭嘉、程昱、崔琰、毛階、賈翊:武將有張遼、樂進、于禁、張郃、徐晃五名將及許褚、典韋等猛將。這些謀臣、武將有不少是三國時代的第一流人才。其中謀臣的佼佼者,除了前面談的杰出戰略家茍或外,郭嘉也是個很了不起的謀士。他為曹操多出奇計,而每計必中。在第三十三回”郭嘉遺計定遼東”里,特別談及他的超人智計。袁熙:袁尚被曹操打敗后,投奔遼東太守公孫康,夏侯諄等將主----------------------- Page 37-----------------------
  張乘勝追擊,曹操笑說:“不煩諸公虎威。數日之后,公孫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諸將皆不肯信。數日后,忽報公孫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級至。眾皆大驚。使者呈上書信。操大笑脫,”不出奉孝所料!”眾官問其故,操遂出郭嘉遺書以示之。書略說:”今聞袁熙、袁尚往投遼東,明公切不可加兵。
  公孫康久畏袁氏吞并,二袁在投必疑。若以兵擊之,心并力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孫康、袁氏必自相圖,其勢然也。”這便是郭嘉的”急之貝“合,緩之則離”的定遼東策略。“典韋寨門死拒敵”(第十七回),“許褚裸衣戰馬超”(第五十九回),”張遼威震逍遙津”(第六十七回),“徐公明大戰沔水” (第七十六回),生動地描述了典韋、許褚、張遼、徐晃等猛將 的英勇事跡。這些猛將,有的原是俘虜,有的是亡命之徒,有的是出身于行伍,都因得曹操的賞識而被捉拔為大將。上述的謀士、廣將來自“五湖四海”
  聚集于曹保身邊,為他出謀獻策、效命沙場,故曹操能統一北方,雄視中國。
  雖不得關羽其人,但得其心
  曹操十分重視人才。他千方百計爭取關羽便是典型例子之一。關羽溫酒斬華雄時已為曹操所賞識,故能接受關羽三事之約,以促其歸降。爾后,封官爵,贈美女,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極盡其籠絡之能事。曹操如此敬重,關羽便以斬顏良、文丑以報之。關羽之去,曹操遵約“開綠燈”,并親往贈袍送別。如非曹操放行,關羽縱有天大本事,能過五關斬六將,最后也走不了。正因曹操如此愛才,他不得關羽其人已得其心,故關羽在華容道甘犯軍令狀,義釋了曹操。關羽不感其知遇之恩,曹操是逃不脫華容道的,他早已成為刀下鬼了。
  不念舊惡,唯才是用
  只要是人才,且能為己用的,即便是仇人,或罵過自己的人,他也能“矯情任算,不念舊惡”。陳琳曾為袁紹寫討曹操檄。這篇檄文把曹操及其祖宗三代罵個透,曹操見了,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操破翼州獲陳琳,他不加責備,僅問道:“汝前為本初作檄,但罪狀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
  琳答說:“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意思說為袁紹所使,不得不然。左右勸操殺之,操憐其才,乃赦之,命為從事。降將張繡叛變,夜襲操寨,如無典韋以死拒敵,操將無法逃脫。這次戰役,操折長子曹昂、侄兒曹安民和愛將典韋,史稱”清水之難”。曹操對此痛恨不已,終生難忘。后張繡又降,操因用人之際而寬恕之。曹操能不記私仇,這是因他能以事業為重。因要圖天下,就要搜羅人才以擴大自己的力量,這就不能老是計較個人的恩怨,只要對事業有利,盡力化敵為友。不僅曹操能“矯情任算,不念舊惡”,古之明主也都如此。唐太宗并不因魏征曾是敵人之臣而對他有所疑慮,因其敢于直諫,切中己弊,對他十分敬畏。諍臣遇明主,傳為千秋佳語。雍齒曾助項羽,幾置劉邦于絕地,而劉邦統一天下后,為顯示其寬宏大量,先封雍齒為侯以安眾心。武則天讀駱賓王的 《為徐敬業討武瞾檄》,并不因其極力貶己 而惱怒,反而憐其才說:”此人不用,宰相之過也,”但唐太宗對魏征,劉邦對于雍齒,不如曹操對于張繡的怨深;武則天憤駱賓王之才,而不能使之為己用,而曹操則能用陳琳。故說曹操善用人才不下于古代其他明主。
  不論出身,全憑本事
  曹操因重視人才,實行“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這對于曹魏事業的發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曹操的”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對封建社會人事制度也是一個重要改革。東漢未年,封建統治者取士大都以門第、品行作為首要條件,士人分品作官,已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特別是由于外戚、宦官兩大幫派爭權奪利,取士只講派別而不問賢愚,那個幫派掌權,就都用那個幫派的人,一律排斥另一個幫派的人。
  當然對自己幫派的人仍分品做官。曹操實行不講門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這就突破了分品做官的人事制度,不管出身于什么門第,或有否品行,只要有本事建功勛就有官做。這就為下層士人及廣大平民廣開仕進之路,但是,曹操用人不講門第,并不是不重視“衣冠望族”(指世代做官的),不拘品行,并不是不重仁孝。曹操終歸是個封建統治者,他的思想意識必然受到時代的制約,雖然任用一些出身”微賤”的人,也竭力爭取“衣冠望族”的支持。如司馬懿出身于“衣冠望族”,他起初看不起曹操,詐裝患風癱病,拒絕征召,后在曹操威逼利誘之下,他怕被殺頭,只好出來任職。又如張邈叛變時,劫畢湛(是時為操別駕)母弟妻子。操對畢湛說:“卿老母在彼,可去。”湛表示無二心,攥為之感動得流淚。可是,畢湛一轉身,便溜了。后畢湛被生擒,人們都認為他必死,誰知操不僅不殺他,反任他為魯相,說:“夫人孝于其親者,豈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因此,對曹操的不講門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應作如此理解:不管貴賤,不論品行好壞,只要有才能的,都要推薦。這就是曹操的用人特點。不過,這種用人方針僅在曹魏初期施行,隨著曹魏政權的鞏固,北方士族己都歸附,形成了一個很有影響的士族勢力,迄曹丕繼位,明令規定九品官人法,規定士人等第,微賤的人被排擠不能入品,也就是說微賤的人是沒有資格被推薦做官的。這已不是”唯才是舉”,而是又走”唯品是舉”的老路了。 
 


孱陵侯 2011/10/10 下午 01: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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